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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国际事务中，利用或打破国际均势以使本国趋利避害，是常见的现象。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俄、英、日等国均有侵朝野心，彼此相持不下，使朝鲜半岛逐渐形成一种国际均势。中、日两国当权者都认识到这种国际均势，甚至还不约而同地将当时的朝鲜比作欧洲的比利时、瑞士等国。但双方关于国际均势的观念完全不同。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当权者认为国际均势绝对可以依靠，“倘遇一国有侵占无礼之事，尽可邀集有约各国公议其非，鸣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无忌”，“钤制日本之术，莫善于此”。尤其是在80年代后期，俄国与日本争夺朝鲜的矛盾不断加剧的形势下，李鸿章等因俄使拉德仁、喀希尼等“屡次来称俄国断不许他国占据朝鲜土地”，更加确信朝鲜国际均势牢靠，只要“壹意联络俄人，使不侵占韩地，则日必缩手”。他们完全不懂得：随着列强相互不平衡发展，国际关系中的利益格局的调整，再加上各国的许多复杂情况，所谓国际均势定会发生变化，决不能完全依赖国际均势。日本当权者对此倒是看得清楚，他们既看到了所谓国际均势对其侵朝步伐的牵制，又决不因此而打消侵朝的野心，认为“外交之事，端赖实力如何”，“我国利益线实在于朝鲜”，“防护利益线之道谓何？在于各国所为苟有对我不利之事时，我将负责排除之，不得已时甚至以强力达到我之意志。”对日本当权者来说，朝鲜的国际均势不是牢固与否的问题，而是必须打破的问题。为此，他们大肆扩军备战，同时密切注视列强（尤其是俄国）动向，窥伺有利时机。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等丝毫没有改变对朝鲜国际均势的定见。因此，俄、英等国一接受他们的“调停”要求、作出劝告日本撤兵的姿态，他们便以为自己的定见应验，大为放心，判断俄、英必会压服日本，而日本也必然不敢挑战。因此，他们并不立足于战守，而专注于联络俄、英等国的外交。与之相反，日本当权者是在深入了解和刺探中国、朝鲜、欧美列强情况，多方搜集有关情报的基础上，认定“此际乃欧洲各大国不及容喙之时期”，清军内部腐败，没有在军制上实现近代化，已落后于日军，因此是打破朝鲜的国际均势、挑起战争的有利时机。于是，日本从出兵朝鲜之始，便将挑起战争作为“最后目的”，一切伎俩均服务于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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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力：两个国家的“大考”（4）
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与判断，还与双方处理两国争端的不同经验颇有关联。甲午战争前，中日争端曾多次发生，如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把中日两国推向战争边缘；1875年后日本强行吞并中国藩属国琉球，挑起中日外交之争；1882年和1884年，日本先后派兵侵入朝鲜镇压反日起义、控制朝鲜政府（壬午之变）、策动亲日派在朝鲜发动宫廷政变并直接派兵入宫挟持国王（甲申之变），迫使清政府对朝出兵，形成中日在朝军事对峙。这些争端，在中方，基本上都由李鸿章主要负责处理。他一贯立足于妥协求安，尽量借助于外国“调停”，“于台湾则酬以费，于琉球则任其灭”。在朝鲜问题上，虽然对日本反复强调中朝宗藩关系，最终还是在1885年订立中日《天津条约》，承认双方对朝鲜的同等派兵权。每次争端的结局，都是损害中国而使日本得利，但两国关系终未决裂，正式战争没有打起来。通过处理上述争端，李鸿章虽然感到日本“最贪小利”、“寻衅而来”、“其愿望未尝不奢”，但似乎认为总有办法避免“事机决裂”，“无伤中、日和好之谊”。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挑起争端后，李鸿章凭这种经验，加以认为国际公法有效，俄、英的“调停”可恃和不明外情，便作出“当无战事”的误断。总理衙门也希望像解决1884年甲申事变那样，平息中日争端。而在日本方面，它从以往历次挑起和了结争端的过程中，逐步摸清了清政府，尤其是直接对手李鸿章的底蕴，认为“不足惧”；此外，欧美列强“调停”中日争端的先例，如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难以为继之时，英、美促使清政府承认日本侵略行径为“义举”、付给50万两白银；又如1884年甲申事变后，日本借助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斡旋”，促使清政府同意中日对朝鲜的同等出兵权。如此这些，也让日本当权者深深地感受到欧美列强的实际倾向。本着这些经验，日本当局在完成陆、海军扩充计划，作好充分准备而利用甲午朝鲜局势兴师挑战时，就料定不会遭到清政府的坚决抵抗，即使俄、英出面“调停”，也认准它们不会真正帮助中国而与日本采取敌对立场，因而毫不动摇地坚决地发动了战争。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中国在上述种种“功课”中准备不足，最终导致判断失误，输掉了“甲午战争”这场以两个国家为考生的“大考”。
外交力：以一场战争为赌注（1）
1894年，一场战争让中国向左，日本往右。
实际上双方的胜负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已经明了了。
外交斡旋、外交角力，中日互手。
外交力，近代社会综合国力的第一考察指标。
结果是——日本胜了，中国败了。
战前乃至战中，日本政府对于各国形势洞若观火，乃能操纵自如。他们将各国利害之深浅，决心之有无观察明了，一丝不错，然后因之或妥协、或硬拒、或婉拒，从而使各国自行收手，使中国陷入绝对孤立。
因此，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所取得的军事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它外交策略的成功。而日本则通过这场战争，狂胜中国，赢得了两亿两白银的赌注。
当然还有更多。
1894年，朝鲜境内爆发了农民起义。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报纸争相报道。日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认为此时正是恢复日本在朝鲜势力之良机，“不可失之交臂”。当他得知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求援，中国派兵进入朝鲜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了内阁会议，决定以保护使馆及侨民的名义乘机出兵朝鲜。6月5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返回朝鲜。陆奥宗光以此为名，派军舰送行，各舰海军陆战队达三四百名之多。日本陆军随后又分批出动，到6月底止，日本入朝兵力约达一万人左右。这时，农民起义军已向政府停战，朝鲜政府便向中日双方提出了撤兵的请求。清政府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建议中日同时撤兵。但是，日本欲发动战争，以乘机排斥中国在朝势力，独霸朝鲜的决心已定，他们是不甘轻易退出朝鲜的。然而，日本又不能不顾及国际舆论。为了不致在外交上陷入“师出无名”的被动局面，日本提出了所谓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企图“以共管朝鲜之难题，以窘中国”。
果然，当日本向中国提出“改革朝鲜内政方案”后，中国“以其包藏野心”，害怕日本借此控制朝鲜，拒绝了这一提案。当时，李鸿章唯一的希望是借外交谈判来解决中日纷争。他竭力活动于英俄之间，乞求他们出面调停。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也不甘落后，更是采用了军事、政治、外交齐头并进的政策，“在军事上一切皆欲先发制人”，积极增兵朝鲜；在政治上，对朝鲜政府施加压力，排斥中国在朝鲜之势力；在外交上，日本深知出兵朝鲜进而发动侵华战争，如得不到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或中立，是相当危险的，所以“他们费苦虑于外交之操纵”，积极主动争取欧美各国，施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