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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装甲兵（3）
特种兵团的编制是少将，不论是任官、授阶或受职都由父亲亲自来颁授，那时候有五个团长同时授阶，分别为战一团、战二团、战三团、装炮团、装汽团。我们传统的习惯是授印，我向父亲分析并建议改为授旗，因为授印是授权，世界各国都采用授旗，其意义是在授责，心理上的感受不一样，与授权不同。父亲同意我的分析，并接受我的建议，将仪式改为授旗，那一次也是国军第一次改用授旗仪式，我们团里面也都改以授旗为仪式，不过可惜国军并没有普遍做到。过去授勋的对象是一个人，如果是团体行动，就把勋带挂在旗上，我们从外国军旗上的勋带就可以知道该团的战绩，我们战一团也开始实施这个制度。
三十六年七月沂蒙山区被中共部队占领，徐州也落在中共手里，山东等于已经沦陷。美援总署有几个仓库位于该地，我就派了一个卡车的部队，以及一个战车排掩护，突穿到敌人后方抢救物资。我们抢救了十几辆卡车的皮夹克，袖子是呢制品，内里是毛制品，穿起来还蛮舒服的，我把那些皮夹克发给战一团每位官兵以及战二团每位军官一人一件，他们都高兴得不得了。
装甲兵一营有三个战车连，另外还有勤务单位。当时政治指导员也要每人一辆战车，但是我们在装备上并没有这种编制，而且队上也争取不到，所以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要上战车，就要充当车长，一方面作政战，另一方面还要参加战斗。而且他们要先接受车长的训练，如果能够指挥该战车上枪炮的运用，以及明了战车路线，我就把副连长的战车让给他们，让他们执行副连长的职务。换句话说，我们就用副连长兼政治指导员，或是指导员兼副连长。我还告诉他们，如果考试不及格，就不能在战车上担任职务，要负责后方补给、伤患照顾等事，并负责后方指挥所的各种事务。他们也接受了这种分配，后来大部分政战人员都在后方负责后勤，因为他们无法进入状况，战车里面不仅温度高，气味也难闻，呼吸很困难，同时待在里面的时间也很久，再加上天气热，一次战斗下来，有人甚至口吐白沫，躺在地上，非常疲劳；同时，他们也不懂机械方面的知识，无法配合作战。不过，他们虽然负责补给事务，但仍然在第一线，称为前方整补。
战斗时，士兵们大半是上身受伤，因为他们在打得眼红后，喜欢从炮塔盖子里面钻出来，一不小心就受伤了。每位官兵都有二块血型牌，上面写明兵籍号码及血型，一块带在身上，还有一块在官兵阵亡后取下，列入伤亡统计，这种就叫做“坟墓勤务”。官兵埋葬的确实位置，都要在地图上标出，等到战斗完毕，再去收尸。
许多制度建立好以后，官兵的士气都很高。有一次我们进行夜战，有关的地形与路线，我们都在白天侦察好；我在后方点两堆火堆，战车则向后对准火堆来决定自身的位置。作战开始时，每个士兵手上都有一张大比例尺的地图，所以他们都知道自身的位置，再加上我们在白天已经先侦察好地形，每一辆战车都知道自己的路线。到了目的地后，我用无线电下令炮弹齐发，这时步兵在旁边跟进，我一下令停止，战车火力一停，步兵就向前冲锋，进入敌阵。那一次夜战相当成功，敌人也没想到战车居然参加了夜战。
（三）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
我当了装甲兵上校参谋长之后，徐庭瑶指定吴文芝当副参谋长，他也是陆军十期的。徐庭瑶曾经保送过一批人到美国学装甲兵，大都是陆军九期至十一期的，所以他手里面有一些筹码。我虽然是参谋长，但是他并不重用，样样事情都让吴文芝操纵，后来甚至明升暗降，把我调为副司令，吴文芝升为参谋长。事前我一点都不知情，父亲也不知道，因为升为副司令不需要元首批准。
（四）装甲兵司令部副司令
徐庭瑶将军有一批自己培养的第十期及十一期的军校学生，吴文芝是其中之一，徐将军为了要升吴文芝为参谋长，就把我升为副司令，事实上，我变成上有司令，下有参谋长，反而没有实权，不过从不跟他们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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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战争（1）
很多人把八年抗战胜利视为战争的结束。我从第一师调到青年军时，曾经讲过一句话：“半个鬼子一根毛，日本的战力已经到了尾声，中日战争随时可以结束了，胜利随时可以来临，但是这‘一根毛’必须注意。”
当时有一件事，我觉得很值得回忆。在重庆江水的另一边有一个黄山，有一天父亲约了岳军先生商谈中日战后的情形。依照规定，当他们在谈话时，身边的随从人员是不能靠近的，一定要在听不见距离之外，而我是唯一跟在他们后面走的人。当他们的话题结束时，我对父亲说：“父亲，我有一点意见，可不可以说？”父亲朝我看了一下，张伯伯在旁边就说：“你让他讲嘛！”父亲说：“你说好了。”我就向父亲和张岳军先生提出我的看法：“日军的问题小，而中共的问题大，虽然中共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一旦中共变成政治问题里的军事问题时，情况就非常麻烦了。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准备接收对日作战的胜利，另一方面要立即发起歼灭中共的行动。我建议把散布在各战区的战车部队统统集中起来，把中共一股一股的打掉。即使是三个月内不能歼灭，半年之内也要达到目标，如果拖延半年以上，国际间就会说我们是内战。国际间通常把内战国家的政治地位看低，认为该国政治不稳定，而事实上，正是国际上在制造我们内部的纠纷。所以我们必须要用速战速决的方式。日军攻打我国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达到速战速决的目标，如果我们对中共也无法速战速决的话，将来的情况一定不得了。”岳军先生非常赞同我的说法，他说：“纬国，你讲得不错的。”父亲听了之后说：“我也有同样的看法。”
后来国军把装甲部队与步兵编成十个快速纵队。我写一份书面报告，很扼要地向父亲报告：“我们的十个所谓的快速纵队都是‘十不能’，所以不能发挥任何力量，应该还要把他们集中起来；另一方面，每一个纵队配一个战车营的做法是不伦不类的。当年德国把全国的装甲部队集中起来，变成九个装甲师；法国战车营总数比德国多，每一个步兵师配一个战车营，结果法国不能进行快速作战，因为战车要迁就步兵的速度。现在我们虽然有十个快速纵队，但是事实上，我们只是把战车营配属到步兵师里，而我们的战车营都是轻战车。轻战车讲求速度，一旦配属到步兵师里，速度自然无法发挥；另一方面，轻战车装甲薄，敌人使用一般的反装甲武器就可以将它打穿，战车要迁就步兵的慢速度，不就正好给敌人当炮靶。所以从编组上来看，我们已经打败仗了。像这样编组的快速部队，既不快速，又不能发挥战车的作战力量，再加上后勤支援也不能配合快速的要求，与其编成十个快速纵队，没有一个可以发挥作用，倒不如编成三个，使国家的力量足够支援，从工兵、兵工、通信各方面加以配合。”
父亲拿到这份报告时，整个战略局势都变了。父亲在那个时候也忙于政治方面的指导以及经济方面的复苏，有关野战方面的指导，都是国防部在负责。而国防部的高级军官身边有中共潜伏，所以变成了国防部的命令正本给中共，副本给国军的情形，国军的战力遂大不如前，快速纵队不是被歼灭就是自己崩溃。
当时薛岳将军在徐州剿共总部，团长和我认为快速纵队是一个打击部队，要拿来作战略预备队，所以多次建议把第一快速纵队收回，放在徐州附近，随时可以出击，结果薛长官将快速纵队一直从徐州摆到碾庄，而且主力都在碾庄。三十七年元旦那天，各部队长都到剿共总部向薛长官拜年，我那时候是装甲兵教导战一团副团长，团长带我一起去。本来我是不用去的，但是团长非要带我去不可，他说：“我不带你去的话，你还是要单独去一次。与其如此，不如我们一起去。”我就跟着团长一起到剿共总部。那天薛长官非常高兴，我和团长赴剿共总部之前，曾经一再建议他，千万不要在薛长官面前说这件事，因为我们已经建议过好几次，而薛长官一直都没有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