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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为止，史学界发现的光绪二十四年杨锐给张之洞的密信，只有两件。李宗侗教授提供一件，孔祥吉教授发现一件。
先看李宗侗教授提供的一件。1959年李宗侗在台北《大陆杂志》上发表《杨叔峤光绪戊戌致张文襄函跋》一文，并在杂志封面上影印了杨锐原信。该信虽由汤志钧教授所引用，但未能注全其出处，且未将头尾引全。学术界的转引者，亦有所不解。故再次引录下于：
“受业杨锐谨禀夫子大人钧座。
敬禀者。窃前月十二日由折差寄呈一禀，计蒙垂察。公入对之举，前沮于常熟，昨日之电，则出刚意。何小人之，必不能容君子耶。近日变法，都下大哗，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然康固多谬妄，而诋之者至比之洪水猛兽，必杀之而后快。岂去一康而中国即足自存乎？公条陈科举一奏，立奉俞旨，一切允行，天下仰望。上方锐意新政，凡关涉改革之事，但有论建，无不采纳，转较胜于身在政府也。京师大老空疏无具，欲以空言去康，何能有济。近事数则，别纸录呈省览。谨修丹禀，祗请钧安。伏祈慈鉴。
受业锐敬禀”
该信的内容，主要有三事：一、张之洞入京主持朝政一事，先阻于翁同龢，后阻于刚毅；二、张之洞与陈宝箴联衔改科举一折，光绪帝允行；三、京中人士虽厌恨康有为，但去康无方。从内容来看，发信的时间为光绪二十四年六月，李宗侗也予以注明。还须注意的是，李宗侗说明了该信的来历，称其在地安门外“估人”处收购了张之洞的信札等文件“两木箱”，此件是其带到台北来的“劫余之一”。
再看孔祥吉发现的一件。孔祥吉发现的这一密信，被其命名为“百日维新密札”，内容极其重要，也多为研究者所引用。（以下称“百日维新密札”）该信既无写信人署名，亦无收信人台端，从信中所述内容可知，该信也写于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孔先生根据李宗侗于1961年发表的《杨锐致张文襄密函跋：高阳李氏所藏清代文献跋之一》，比较该文发表的光绪二十二年九月杨锐给张之洞之密信，确认“百日维新密札”收信人为张之洞；然“百日维新密札”又存于“李鸿藻文件”之中，孔祥吉认为写信人为李鸿藻之子李焜瀛（字符曾），称言：
“我所发现的这两通密札，被整理表糊者分类在“外官禀”一类，很令人怀疑。因百日维新时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已于光绪二十三年去世，何以会有外官再作密禀。因此，我怀疑这两通密札均系鸿藻之子李符曾写给张之洞的。”
孔祥吉的证据是，在“李鸿藻文件”的“外官禀”之中，另有“笔迹纸张亦皆相同”的一信，末尾有关于捐照的内容，孔祥吉推论称：
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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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很象李符曾为之催张之洞早解捐费而发。张之洞系清流起家，与李鸿藻情谊至笃。鸿藻逝后，张之洞仍与李家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这由李符曾所存函札中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李符曾捐官的部照至今尚保存完好，其捐费很可能由鄂督张之洞支付。”
对于孔祥吉的这一考证，也有人表示怀疑。清华大学历史系诸先生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引用该信，另加一注：
“孔祥吉先生发现此函，并考证此函系李鸿藻之子李符曾所作。我们认为证据不足。此函为杨锐之作的可能性更大。”
虽称其“证据不足”，但也没有提供“可能性更大”的新证据。我自己也一直怀疑孔祥吉的推论，理由有四：其一，按照张之洞与李鸿藻的关系，李焜瀛虽比张之洞年少达37岁，但论地位等级，尚不太远。在当时的礼教等级社会中，李焜瀛措词如此低下地给张之洞写密信，似难以想像。其二，李鸿藻虽非大贪，但久任高官，门生也多有孝敬，家中多积资财。捐官之银，根本就不缺。以李焜瀛之身份，似不太可能主动写信“催张之洞早解捐款”。其三，“捐官”一事与李焜瀛经历也不太相符，他是恩荫出身，光绪二十三年因李鸿藻去世“赏给郎中”。其四，也是最重要的，我最近在“张之洞档案”中看到李焜瀛写给张之洞的信，表示愿去日本游学，其文气、字体则是完全不同。
当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看到“百日维新密札”的原件时，立即觉察到孔祥吉可能有误。
首先，孔先生称：
“笔者在检阅高阳李氏存札时，发现了两通极为重要的密札。这两通密札没有写信人与收信人之姓名，只在第二札的末尾书有付丙二字。两札均为白纸墨笔书写，字体比较工整，笔迹纸张亦皆相同，故可以断定，两札皆出自一人之手。”
然我看到此两信，与其他信件混杂在一起，粘贴在“风树亭”的页纸上，装订成册，蓝色封面上有红色签条，上书《李文正公文件外官禀》。从粘贴的次序来看，粘贴者并没有相应的文史知识，也不了解李家、张家的内情。我又仔细观察，可以看出，孔先生所言两信的纸张并不完全相同，“百日维新密札”的纸张要稍好一些；而两信的笔迹，以我的书法知识看来，亦为不同，属两人的字体。由此可见，孔先生的“两札皆出自一人”的推论，似不能成立。另从内容来看，末尾有“付丙”字样的一信，似写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
其次，孔先生称：
“李先生所发现的密函，据称是购来的，何人所购？购于何时何地？这样的密函何以恰巧会被高阳李氏购去？”
由此可知，孔先生仅看过李宗侗《杨锐致张文襄密函跋：高阳李氏所藏清代文献跋之一》（《大陆杂志》，第22卷第4期，1961年2月28日出版）；没有注意到《杨叔峤光绪戊戌致张文襄函跋》（《大陆杂志》，第19卷第5期，1959年9月15日出版）。在后一文中，李宗侗对其收藏之来源也作了说明：
“昔在北平，颇喜购名人信札，所积至万余件，带至台者不过数百札耳。此劫余之一也文襄遗物多经后门外估人之手，以其故宅在白米斜街，去诸肆甚近。忆曾购得两木箱，杂有诸人致文襄信札及文襄所批文件与亲笔电稿若干件，现回忆之，皆可谓为至宝矣。”
第42节，
由于1935年“故宫盗宝案”，时任故宫秘书长的李宗侗，避往上海租界，又于1948年受聘任台大历史系教授。我不知道他在此期间是否回过北平，但由此似可以推测，今收藏于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的“李鸿藻档案”的一部分，很可能就是李宗侗当年存留在北平“所积至万余件”的收藏，辗转入藏该馆。因其来自李家，而被错误地命名为《李鸿藻存稿（外官禀）》。如果这一推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前引李宗侗于1959年发表的光绪二十四年六月杨锐给张之洞密信中“近事数则，别纸录呈省览”一语，很值得注意，即杨锐在该信的正件（即“丹禀”）之后，另有附件；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就是此类“别纸录呈”的附件，且我还以为，很可能就是此信的附件。两件似本为一封，本存一处，李宗侗离京时仅带走正件而未带走附件，故附件存于今日“李鸿藻档案”之中。О米О花О书О库О ；www。7mihua。com
以上所言，还仅是一种推论，并不能加以证实，也得不出什么正式结论；但辨认作者的最可靠的方法，不是情景事由的考证，而是直接辨认其笔迹。李宗侗发表杨锐光绪二十二年九月来信时称：
“此札原至少系六页或更多，购时已佚其一，当是张文襄坐京杨锐对他的秘密报告。虽然未署名，但考证彼时文襄的坐京，共有四人，即刘恩溥（文襄之亲戚）、黄仲彛芑ㄎ南逯派嬉恢杜觯⒀钍遽饺瘢ㄎ南逯派┘拔南逯墩呕坡ケ颍娜说谋ǜ嬗嘟圆赜校员始Ｏ喽裕虼耸橙肥粞钊裾摺！�
李宗侗称其认识杨锐笔迹（仅影印其中一页）。李景铭收藏的《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贴有杨锐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密信三页，写有签条“此三纸系杨锐号叔峤所写”，李景铭也称其认识杨锐的笔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