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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浏览过更广袤的天地与残酷的生死搏斗，一切困难，都算得了什么呢？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方槐将军的老伴，其实是陈潭秋烈士的###。据说他们的婚姻，在延安也曾是件很“了得”的大事。老奶奶天生是个乐观派，在与我们合影的时候，她笑着说：谁让他是老红军，我是老八路？所以这辈子，我都得服从他啊！方槐将军现在的愿望，是能够写一本中国空军的书，因为他还有许多宝贵的记忆，有待披露！
为读书离家出走
李中权近照在我们采访的10名红军战士当中，李中权算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了。我们不妨这样假设，如果李中权当年生活在一个和平安乐年代，他大概会安安静静坐在学校读书，甚至成为一名学者。但是，当年李中权没有这么幸运，正因为社会黑暗，人间不平，李中权最后只能离开他心爱的学校，走上了革命道路。李中权1915年出生在四川达县碑牌河石家坝。他家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息。李中权一家九口人，仅有的一点土地，只够维持全家四分之一的吃用。父亲李惠荣是个质朴的农民，母亲李王氏慈祥善良勤恳能干。在家中，李中权排行老三，大哥李中泮，二哥李中池。李中权印象中，大哥李中泮很开朗，所以他们几个弟弟妹妹很喜欢大哥。李中权下面，还有五个弟妹。大弟李中柏，小弟李中衡，大妹李中珍，二妹李秋来。就是这个小妹，年仅两岁，因为饥病交迫，夭折了。由于家境贫寒，李中权的童年是在饥饿中度过的。李中权的父亲和哥哥不得不背粮食翻越大山，到一百二十里外的县城换盐，赚钱糊口。每次回来，父亲和哥哥的背都磨得血肉模糊。母亲带着几个总喊饿的孩子，地里的野菜野草都吃遍了。有一次，全家吃了一种叫老娃蒜的野菜，吃起来很香，却有毒，吃了之后全家又吐又泻，急得母亲抱着他们直哭。在这种情况下，李中权仍然幸运地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原来李中权的家乡流传着这样一种习惯：不管家里多穷，做父母的总是要想方设法从自己的孩子中，选一个最聪明的去念几天书，希望他长大了做一个不受人欺负的“体面人”。当年李中权受到读新式学校的堂兄李中瑜影响，也非常渴望读书，于是父母就决定让李中权去私塾读书。9岁那年，李中权终于背起母亲缝制的书包上学了。在私塾读书，无非是读“四书五经”，成天“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因为学不到李中瑜说的那些新知识，不免让李中权失望。虽然感到失望，但这毫不影响李中权的读书热情，三年私塾，李中权一直保持成绩优秀。读完私塾，李中权要想去城里读新式高小，简直是白日做梦了。一边是家中父母兄弟拼命干活供自己读私塾，李中权也因此想不再读书了；但一边却又是无法遏制的强烈的读书愿望。无奈之中，幼小的李中权想出了一个自己以为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偷了家中20几个铜板，连夜离家出走，翻山越岭朝罗江口镇走去。一边走，李中权还一边想，去做别人家的儿子，只要他们能供自己读书，就是跪在地上磕头，也愿意。就这样一个10岁出头的孩子，赶了将近一百里地到了罗江口，即没能找到有钱供自己读书的“父母”，身上20几个铜板也很快用完了。不过幸运的是，李中权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婆婆，问过李中权之后，那婆婆说，孩子你别太天真了，这年头能挣几个钱糊口已经不错了，哪有人肯出钱供别人读书啊。给李中权吃一顿饭后，婆婆劝李中权回家去，说你在外面跑出来，你家里爹妈多着急呀。这时候，李中权突然感到自己想爹妈，想家，恨不得立刻飞到家中。半路上，李中权碰到了父亲，背着米，吃力地爬着山。李中权又是跑又是喊，一头扎进父亲的怀里。回到家中，父母想尽了一切办法，东凑西借，筹到了学费，1928年，13岁的李中权终于如愿以偿，进了薄家场第五高小读书。李中权知道，自己的学费，是父母和两个哥哥用血汗换来的。在学校里，李中权读书非常用功，第一学期，李中权各门功课都得了个第一。因为成绩优秀，从第二学期开始，学校免去李中权的学费。家里不必再为李中权的学费操心，只要背些米到学校，当作口粮就行了。当时正是20世纪的30年代初，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不久，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相继回到四川，在自己的家乡点燃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熊熊烈火。蒲家场高小就是中共梁（梁山）达（达县）中心县委的重要活动场所，学校也控制在党的手里。那时，共产党和川东红军游击队在梁达一带已经有了较大影响，川东游击队的活动十分活跃。而“公民”课程的老师，就是后来任国防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张爱萍上将。他更是经常给学生们灌输革命道理，还公开骂国民党，骂蒋介石。有一次李中权悄悄地问张爱萍是不是共产党，张爱萍没有回答，只是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随后，张爱萍把李中权拉到一棵大树后面，从内衣口袋拿出两本书：列宁的《论两个策略》和《唯物史观》，并叮嘱李中权说，“要保守秘密，要用生命保护这两本书。”从此，李中权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还积极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加入“反帝拥苏大同盟”，组织学生开展爱国行动。两年后，他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达县中学。那会儿，考了个第一名可是了不起的大事。乡亲们敲锣打鼓，抬着滑杆把李中权抬回村里，全村转了一圈后，才把他放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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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已是老革命
李中权考进达县中学是个好消息，但同时也是个坏消息。学费，对李中权家来说，依然是个难题。虽然在农会的帮助下，李中权最后还是凑够了学费，但当时风雨飘摇的形势，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也容不下李中权安心读书。到了1932年，王维舟率领的游击队正活跃在万源、宣汉一带，离李中权的家乡只有百十里路。那年暑假，李中权回家看望父母，却意外地碰到了王维舟。从王维舟那里，李中权得知，被国民党抓壮丁抓走的大哥李中泮，在壮丁队里待了40多天，就趁机带了一个班，几枝枪投奔红军了。更让李中权惊喜的是，他父亲和二哥，已经参加了农会和游击队。早已向往革命的李中权马上要求王维舟接受他加入游击队，王维舟也毫不犹豫地把别在腰里的枪，交到李中权手里，郑重接受李中权加入游击队。第二年，李中权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组织派往重庆，侦察四川军阀刘湘的动向。顺利完成任务后，李中权跑到川东师范看望堂兄李中瑜。一见面，他问李中权来干什么，由于不便暴露身份，李中权只好骗堂兄说是来考学校的。聊着聊着，两人谈到了今后打算，自己的前途。李中权就试探说自己想去当红军，结果堂兄的想法和李中权的竟然不谋而合，当天，兄弟俩就收拾一下东西，赶回了薄家场。李中瑜也成了绥定道苏维埃政府的秘书。1933年10月，年仅18岁的李中权，就担任了蒲家场红军游击队一大队政委，受组织派遣，李中权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碑牌河，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地方政权，迅猛发展红军队伍，配合主力红军进军。李中泮还被选为碑牌乡苏维埃主席。他的五妹李中珍被选为乡苏维埃妇女主席。不久他们俩都加入了共产党。随后，前方传来捷报，红军取得了宣达战役的胜利，宣汉、达县、万源三县宣告解放。同时，游击队奉命扩编为红33军第98师第294团，李中权担任团政委。蒋介石立刻在四川设立了“剿匪”行营，调集100多个团，分六路进攻川陕苏区。同时，在张国焘错误路线影响下，红军内部“肃反”也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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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门革命赤子
1934年4月，又是一年春草绿，火红的杜鹃花开遍大巴山。上旬的一天，已在川陕省委巡视团工作的李中权忽然收到中共达县县委书记余明奎的一封亲笔信，一种不祥之兆使他急忙拆开一看，信中说他大哥李中泮率领赤卫团编入主力红军后，担任独立团政委。但不久，有人诬告他当过国民党的团防队长，现在押到元山场师部去了，叫李中权赶紧想办法解救。顿时，李中权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心如刀绞，大哥是受苦人，当过乡苏维埃主席，参加了红军，历史是清白的，张国焘怎么这样武断，肃反怎么这么个肃法？他迅速找到省委宣传部部长刘瑞龙，借巡视之机，带上省委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