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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方槐被授予少将军衔红军学员成立了学习互助组，课余时间文化程度稍好的给后进同志补课。红军学员极少休息，吹了熄灯号后，许多同志还在教室里学习。值班军官发现这些挑灯夜战的学员，三番五次把他们赶出教室。无效后，就以“为了你们的身体健康”为由，把教室总电门关了。红军学员只好回到宿舍，点起蜡烛苦学。就是这样，红军学员通过了航空基础理论课程，初考成绩都在良好以上。1938年4月8日，是方槐终生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包括方槐在内的25名红军战士，第一次飞上了蓝天。但随即风云突变，1942年4月，斯大林忙于抵抗希特勒，盛世才以为布尔什维克要垮台了，阴谋杀害了倾向苏联的亲四弟盛世骐，一头钻进蒋介石的怀里。9月17日，盛世才突然派出大批武装便衣特务，将八路军新疆代表处团团包围，拘捕了陈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方槐等学习飞行的红军学员也被关押在盛世才公署后院的教导连。5个月后，方槐他们被转移到另一处地方继续关押了一年半。1944年11月，敌人把他们再次转移，这次是关进了真正的监狱，并且没收了所有随身物品，分别关押。方槐等6个人被关在12号牢房，牢房只有一个用铁条卡死的小窗口和一个送食物的小窗口可以透进一点光亮和空气。6个人在窄小的铺上只能侧身而卧，铺上有成群的臭虫、跳蚤，屋角放着一只便桶，时刻散发着熏人的臭气。盛世才这个投机者，在杀害了陈潭秋和毛泽民之后，为了给他对共产党的迫害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开始对红军学员进行逐个审问，逼迫他们承认“受人领导阴谋推翻新疆政府”。虽然遭受了严刑，但是没有人屈服。一张集体讨论过的《绝食声明》送到敌人监狱长手里。当绝食到第3天深夜的时候，突然听到外面枪声大作，不一会儿，别的号房里有人喊，日本投降了！方槐等人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听到这个消息，不知哪来的力气，全都蹦了起来，高声欢呼。绝食到第7天，方槐被单独关起来，他瘫在床上，只感到周围一片漆黑，寂静无声，有一种非常孤独的感觉。方槐回忆说：“我已经准备死在敌特的枪口下，有了死的决心，就没那么害怕了，情绪也安定了。”当天深夜，隔壁牢房的战友告诉方槐，可以复食了，敌人已经答应了条件。在党中央的多方营救下，131名男女病残的共产党人，于1946年6月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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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飞临天安门
1949年8月，朱德和聂荣臻主持在京部队领导开会，商讨开国大典的事。时任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的方槐列席会议。航空局指定方槐做空中受阅计划，方槐找了几个人，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把计划搞起来了。一共搞了18架飞机，多是从国民党那儿缴获的。飞机将分成战斗机、轰炸机、教练机三个梯队受阅。几天后，方槐奉命当面向聂荣臻汇报，他向聂老总请示：“通过天安门的高度怎么定才好？高了看不清楚，低了又怕不安全；受阅飞机还要担负战斗值班，是否带弹？”
方槐聂老总办公室有个苏联人，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聂总专门请他来听一听方槐的计划。方槐问那个苏联人：“你们十月革命胜利后，受阅飞机的飞行高度怎么定的。”苏联人介绍说：“要根据各型飞机的下滑率来确定飞行高度。也就是说，万一发动机停工，飞机能够滑翔到不伤害人的地方就行。”受阅飞行高度的难题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了。至于是否挂弹，后来决定，受阅飞机中只有几架挂实弹。汇报回来后，方槐就组织人把轰炸机的弹舱封掉，战斗机挂上假弹。他选取了几名政治上十分可靠的飞行员，让他们挂实弹。之后的20多天里，他带领飞行员每天紧张地训练。1949年10月1日凌晨3时方槐就起床赶往南苑机场。北京城已经戒严，街上一个行人都没有。5时整，方槐已经坐在飞机里，一切准备就绪。离受阅开始还有一段时间，他不时地下来活动活动。终于等到总指挥起飞的命令，方槐最先起飞，他驾驶教练机速度较慢，先起飞受阅。在通县上空，所有飞机集结编队，向天安门方向飞去。看到毛主席时，方槐和战友们三次推拉机头，表示敬礼。受阅胜利完成后，带实弹的几架P…51战斗机按计划留空担负空中警戒巡逻。方槐带领其他飞机在首都城区、郊区散发建国庆典传单。方槐还驾驶通信机带上电影摄影师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上空拍摄开国大典的盛况。事后苏联人对方槐说：“以你们这样的条件，做到这样真不容易。”10月1日晚上，方槐没有参加国庆晚宴，而是守在电话机旁边值班，不过他还是兴奋得一个晚上没睡……在新中国，方槐历任中央军委民航局机航处处长、中国人民航空公司经理、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如今，在武汉市虎泉路，闹市之中有一个安静的大院，这是武汉空军的一处干休所。87岁的方槐和女儿方蕾一起住在这里。
方槐
东方卫视创意总监主持人骆新
与方槐将军的交谈，更多依靠的不是语言，而是纸笔。曾是我人民空军的创始人之一，离休后一直住在武汉某空军干休所的方槐，身板还算硬朗，但听力不甚好，这有些像是邓小平的晚年，对其他人说话的声音不敏感，我采访他，必须很大声地喊，倒是家里人（比如女儿、老伴）与他交流，尽管声音不大，他也可以听到——这真是个奇怪的现象：也许老人在这个年龄，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是明显下降了；但阅尽人世沧桑之后，无论生活、还是思维，已被各种历史的细节所镌刻，延续在他们身上的，更多是一种非常执拗的习惯。方槐，是我所采访的老红军中，经历战斗次数最多的一位老人，这是因为他本人，在整个长征过程中，一直位于部队最基层的战斗序列。他是跟随中央红军走的，而且他们恰恰又是战斗中，忽而要做前锋、忽而又要当殿后的红1军团，所以方槐也亲眼目睹了，林彪、杨成武、耿飚等人，是如何指挥这支“狂飙部队”，创造了长征中无数次最经典的胜利。同样，在巨大的伤亡面前，方槐认为自己是非常幸运的，他的许多战友，不管是他曾经编入的政治部、长征一开始就被打散，还是他在红四军当基层干部的作战班、排，几乎每逢战役，必有苦战，基本也都全打光了，真是“死伤枕藉、征途血染”。大概，也是由于方槐的讲述中，有太多的细节，所以我也完全忘记了，这些竟是光阴荏苒70前的老故事。我们离长征是那么近，可以嗅得到四处弥漫的硝烟和血腥味。我仿佛也跟着老人，疲惫不堪地在沟壑纵横的大山里、在碉堡如林的乌江边、在风霜刀剑的雪山顶、在饥寒交迫的大草原，向前奋力地跑啊跑着，究竟要走到哪里，究竟会在哪里倒下，谁也不知道，但是必须跟着大部队走，强烈求生的欲望，会产生出一种惊人的力量。我问他：当初为什么要当红军？老人说：我不当红军，只有死！其实，这个理由就足够了。我突然想到一句唐代岑参的军旅诗：“功名祗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也许在文人的眼里，战争是伟大的事业，更一种博取功名的渠道，但是，对于当时中国广大的、像方槐这样贫苦人来说，参军打仗不仅是一种肉体上求温饱、精神上求尊严的过程，更是一种对悲惨世界惟一的反叛！因为贫穷，因为不想死，理由就是这么简单，简单的红军将士，却能克服所有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一往无前！其实，方槐本人所受到的军旅教育并不复杂：红军是穷苦人的部队。红军长征，是为了解放天下所有的穷苦人！当不战斗，只有死路一条的时候，当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解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红军战士们的心目中，也就有了最顽强的信念。恐怕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哪支部队，能够具有如此强悍的战斗力！无数次从鬼门关死里逃生的老将军，或许早已笑看一切。在他不紧不慢地对战争的描述中，时常会在他的脸上，抹过一丝笑容。这种神态，也许是他后来所从事的空军事业所养成的，在天上俯瞰地下，仿佛就是从今天回顾从前，浏览过更广袤的天地与残酷的生死搏斗，一切困难，都算得了什么呢？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方槐将军的老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