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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打扮”的现状，无疑是一次进行政府公关的绝妙商机，只要行得正就行，对公众的指责不妨姑妄听之；但作为女部长们，倒是更应该从公众的指责和担忧中提醒自己、果断避嫌。
在当下中国，不会穿衣打扮的，大有人在，何以女部长不会穿衣打扮的消息一传出，就成为人们关注的新闻，这当然与女部长身份的特殊性有很大关系；女部长不会穿衣打扮成为新闻也就罢了，何以马上就有企业发生兴趣，立志“有责任也有能力为中国的女部长们的着装品位尽绵薄之力”，并非常有“效率”地成立专门的设计室，专门为女部长服务，这的确让公众感到这家企业非同寻常的市场公关能力。在企业一方，“扮靓女部长”的举动，公众可以理解为“锦上添花”，即使觉得公司在明显地“拉关系”，但多少也能够理解；而面对企业的种种“别有用心”，面对“部长内衣（着装）设计室”，女部长们会不会“欣欣然地接受”，女部长们如何回应企业的“盛情”，公众则更为关注。
现在鄂尔多斯的承诺很清楚，是免费为女部长们做形象顾问，为女部长们量身定制，并没说服装也免费。即便照价收费，女部长作为政府高级官员，也有责任避嫌。避嫌的核心，在于官员和企业各守各的游戏规则，将官员与企业正常接触的权利，与其有可能谋取私利加以分开，以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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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快餐厅：冷饮的杯子、小勺、吸管都是一次性的
1984年4月20日，中国第一家西式快餐店“义利快餐厅”，在北京西单南口的西绒线胡同正式挂牌开张。
当时的市领导张百发前来剪彩。西方国家驻京记者闻讯而至，美联社记者采访后，发出的电讯稿将之比喻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次进行”。
绒线胡同来历不小，胡同内曾经有一所供八旗子弟读书的的地方：右翼宗学。右翼宗学设立之初是在西单的石虎胡同。那所房子在明朝时为常州会馆，后来是太师周延儒的故府，清朝之后是吴三桂之子额驸（俗称驸马）吴应熊的赐第。康熙十三年四月，吴三桂起兵叛清，吴应熊不久“赐死”，此府成为右翼官房。雍正二年，右翼宗学在此设立了，乾隆二十一年左右，右翼宗学从这里迁往绒线胡同。曹雪芹少年时因父亲被控贪污，全家从南京迁往北京领罪。成年不久，曹雪芹又因生计所迫，曾到这所绒线胡同的右翼宗学做过短期的教习（也就是教员），但不久就因生性孤傲愤而辞职，回到了北京西山卧佛寺附近的正白旗，在那里写下了《红楼梦》。
“京城第一家西式快餐厅将于4月20日举行挂牌仪式，开始招待中外客人。”这是当时《北京晚报》的报道。消息一经透露，当天，义利快餐厅150平方米的店堂挤满了来宾，大家品尝汉堡包、火腿三明治、香浓咖啡……人们从北京的四面八方赶来，为的是体验一种从未有过的新鲜感；还有一些外地来京出差、办事的人，把这儿当成京城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从中学习一种精神。
张卉郑、德金在《中国第一家快餐店拆除 京城百姓告别义利餐厅》（2002年4月20日《北京晚报》）中记录到：
义利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王蓬回忆说，当时来得最多的就是知识分子，音乐、西餐、轻曼的灯光，这一切在当时最为时尚的东西立刻深入人心。义利快餐厅自开业的那一天起，几乎每日顾客盈门，座无虚席。王蓬说，当时的日营业额可以达到6000到7000元，年营业额高达200万元，以当时的消费水平来看，这是一个销售奇迹。
当时经常来这里吃饭的顾客，大多是以衣着入时的大学生和文艺界、体育界、新闻界人士居多，也许这部分人最易于接受新事物。
至今，供职于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的郑德金仍难忘第一次到义利快餐厅就餐时的情景。回忆的表情充满了悠然神往之色。
“那是该餐厅开业后的一天，走进餐厅，轻音乐扑面而来，空调机送来清新宜人的空气。餐厅店堂布置得典雅豪华，右侧是一排明亮的大镜子，使有限的空间变得开阔了。奶油色带花纹的高级装饰板镶嵌在四壁和天花板上，整洁的方桌和考究的坐椅井井排列，可调节的灯光，轻曼地洒在明净的水磨石地板上，给餐厅披上了一层温馨的色彩。这里的新鲜玩意儿真不少：顾客洗完手，水池上就是一个小小的热风机，不到1分钟就可把手烘干；开票的服务员使用一台电子计算机，又快又准；取货处，顾客所要的食品都放在一个托盘里，端起来很方便；冷饮的杯子、小勺、吸管都是一次性的。”
他还注意到，在餐厅的入口处，设有烟酒食品柜台和取饭菜柜台。柜台上方挂有饭菜的品种和价目牌，如汉堡包、热狗、三明治、西式盖浇饭等，顾客按牌点菜后可以在柜台自取饭菜。
1984年春，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配合旅游事业开发的需要，北京市政府找到有80年历史的义利食品厂，要求他们在这方面带个头，让人们能吃到干净、营养好、合乎口味的快餐食品。“临危受命”，义利食品厂迅速派人考察了西欧一些国家以及日本、香港等地，最后决定与香港冯秉芬饮食服务公司合作，在北京开办一家西式快餐厅。
有意思的是，当时洋快餐的引进还激发了一些观念冲突，从街头巷尾到正式的会议场合，人们认真地讨论着：西餐是否合乎中国人的口味？20多元的价位是不是贵了点儿？中西式结合是否利于快餐的发展？
为了说服对方，当时义利快餐厅的经营者甚至搬出了文艺界要百花齐放的方针，来证明饮食上也可以多品种经营。
长城饭店只有窗外的尘土是中国货
1984年6月20日，北京首家中外合资五星级饭店——长城饭店开业。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4年6月6日报道，耸立在北京市郊的长城饭店是一座富丽堂皇的20层高楼，乍看上去，它好像与周围的环境不大协调。长城饭店是令人瞠目的暴发户生活方式的象征，是西方物质主义时尚的一个实例。“在这里，只有窗外的尘土是中国货。”
长城饭店开业历程，记录的是中国旅游业在改革开放中艰难起步的历史。
之前，国家旅游总局和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的代表，与美国伊沈发展有限公司的代表就在北京合作建造和经营旅游饭店事宜进行了初次接触。
经过5次艰苦的谈判，双方正式签订合同，共同投资7200万美元，在北京建造一座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83000平方米，约1000间客房，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高档旅游饭店。中方占全部股份的51％，伊沈公司占49％。
他们为即将建造的饭店取名“长城饭店”。
鉴于当时的经济环境及条件，尤其是在国家全部外汇储备仅8亿美元，投资7000多万美元建造如此豪华饭店有无必要的争论，一时间沸沸扬扬。
当投资双方决定从英国北欧银行贷款的时候，竟没有一家国内银行给予信用担保。因采用玻璃幕墙的建筑风格，被人指责为不中不洋。原订于1980年11月8日举行的开工典礼因种种原因推迟了。
1980年11月14日，国家旅游总局在向国务院转呈北京市旅游局《关于长城饭店建造标准的说明和请求批准开工的紧急报告》中强调：“无论从经济上或政治上考虑，长城饭店都不宜再拖，应迅速动工。”对此，万里副总理批示：“如有施工力量，国内投资可搞，要搞就要如期如质完成，不得停停打打，请再议后下决心”，谷牧副总理批示：“我主张继续干”。至此，长城饭店从立项到开工建设，共有8位副总理先后做出重要指示或批示。
1981年3月10日，长城饭店正式开工建设。
1985年3月18日，美国喜来登饭店管理集团受聘全面接管长城饭店，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长城饭店成为我国最早引进西方酒店管理方法和经验的大型饭店。
喜来登的到来，给还在旧经济体制下新生的长城饭店带来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管理和销售理念。（马建国、程婷：《北京长城饭店20年发展回眸》，2004年6月18日《中国旅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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