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的中国心》不仅唤起了国人的爱国热情，更拉近了全世界华人之间的距离。《我的中国心》一度被称为“除国歌外，每个中国人都会唱的歌曲”。
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结束曲，是由乔羽作词、王酩作曲的《难忘今宵》，从此，这首歌曲成为晚会中的经典。
1984年8月的上海青年吉它大奖赛中，上海群益无线电厂的青年工人张行夺得了吉它弹唱的第一名，并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出版发行了个人专辑《成功的路不止一条》，狂销350万盒。专辑中的歌曲《迟到》、《告诉我》传唱至今。
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
带来了我的烦恼
我的心中早已有个她
哦……她比你先到
她温柔又可爱
她美丽又大方
直到有一天，你心中有个她
你会了解我的感觉
爱要真诚不能分享
哦……对你说声抱歉
当时的大街小巷，不时地会见到一些长头发的小青年，拿着一把吉它，唱着张行的这首《迟到》。
1984年之后，程琳、朱晓琳两个“琳”的歌曲，唱遍了中国。
1982年，当程琳蹦蹦跳跳奔走在首都各大舞台上，演唱《小螺号》、《草帽歌》、《盼红军》等歌曲的时候，一份国家级的大报率先发文，不点名地对程琳进行批评，说她的歌声是颓废之音，靡靡之音，台风轻佻，有挑逗嫌疑。一时间，应和者众，程琳不能再登台演唱了。
从1984年开始，程琳演唱的《酒干倘卖无》、《熊猫咪咪》、《你和我的明天》、《信天游》等歌曲，迅速流行开来。
差不多同时，15岁的扬州姑娘朱晓琳，把一曲《妈妈的吻》唱红了大江南北，打动了亿万听众的心：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小呀小山村
我那亲爱的妈妈 已白发鬓鬓
过去的时光难忘怀 难忘怀
妈妈曾给我多少吻 多少吻
吻干我脸上的泪花
温暖我那幼小的心
妈妈的吻 甜蜜的吻
叫我思念到如今
。 想看书来
高加林与刘巧珍拨动了多少人的人生
1984年，街上流行红裙子。
那是因为一部名叫《红衣少女》的电影。片子一公映，立时成为时尚的标签，红裙子风靡全国，连同片中一句经典对白：不要太多情，不要假正经。
这是根据女作家铁凝的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改编的电影。影片的主角是一位16岁的活泼女生安然，她喜欢穿一件大红衬衫，喜欢踢足球、吹口哨，喜欢佐罗的下巴，喜欢和不多废话的男孩来往。在那个改革开放春风尚未吹遍大江南北，保守凝滞之风尚存的年代，安然的一举一动都成了班上乃至学校里的焦点。
安然最出格的是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在课堂上，当众指出班主任老师将“干将莫邪”的“邪（yé）”念成（xié）的读音错误，从而受到这位老师的排斥和报复；二是在作文中如实记录了班长八面玲珑的虚伪——这样的率真，恐怕是当今的孩子也极难做到的，大人就更不用说了。
1984年真正刺痛人心的，是一个叫“高加林”的人。
农民的儿子高加林参加了高考，但是名落孙山。正在高加林情绪低落消沉之时，一个美丽善良但没有文化的本村姑娘——刘巧珍向他表达了火热、纯真的爱情。巧珍的爱情一时填补了高加林的苦恼和空虚，修复了他受损的心灵。在爱情的力量的鼓舞下，巧珍勇敢地与高加林一起，同愚昧的封建思想做斗争，做了很多“出格”的事。
一个偶然机会，再次改变了高加林的人生道路。高加林“农转非”，当上记者之后，抛弃了深深爱着他的美丽善良的巧珍。
这是1982年第三期的《收获》上，刊登的一篇曾经轰动一时的、著名作家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所叙述的故事。
1984年，由吴天明、路遥编剧的同名电影搬上了银幕。一时间，《人生》家喻户晓。《人生》的轰动便由文坛走向大学校园、工厂农村，甚至于世界。
高加林成了那个时候青年人谈论最多的人。
“渴望撕下农民身份标签的高加林，是一种思想或者道德的沦丧吗？”
“高加林是中国的‘于连’吗”？
“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根源在哪里？”
“高加林该不该抛弃刘巧珍？”
更多延伸出去的命题，旋风般地在全社会、港台甚至跨出国界，在日本、法国、苏联、英国等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国度里，掀起了一场此起彼伏的大讨论。数百家国内报刊、电台、电视，纷纷扬扬，争先恐后地开辟各类专栏或专题节目，为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生活经历、不同生活领域的人们，提供“读后感、观后感”之类的讨论场所。
作为一部引发80年代“人生”大讨论的作品，《人生》无疑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它的悲剧建立在一种广泛的社会背景上，“城乡差别”、“户籍制度”、“官文化”、“关系学”、“门当户对”……就是那场争鸣的关键词。
电影中的主题歌，写的是爱情：
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一对对毛眼眼照哥哥，煮了那个“钱钱”下了那个米，大路上搂柴，我了一了你。清水水的玻璃隔着窗子照，满口口白牙对着哥哥笑，双扇扇的门来单扇扇的开，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
一些心地善良的人，在把高加林骂得狗血淋头的同时，也把愤怒的子弹对准了“高加林”的扮演者——周里京。北京一位卖菜的老太太曾追在周里京的后面，骂他“这就是那个没有良心的高加林小子！”以致，很有希望成为“最佳男演员”的周里京，在电影“百花奖”和“金鸡奖”评选中，吃了不少“哑巴亏”。
相反，“刘巧珍”的扮演者吴玉芳却处处受到同情和欢迎，求爱的信号不断。后来，她嫁给乒乓球冠军江嘉良。
其实，高加林的生活，就是路遥生活的部分写照，更是80年代大多数农村青年的人生写照。
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至今记得影片开头的一段字幕：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当时，这段话将一批年轻人深深地震撼，并激励着他们奋力前行。
在后来的日子里，很多人惊奇地看到了这段话在自己身上应验的魔力。
。。
女部长的“裙子门”风波
９月，纺织工业部女部长吴文英到山东检查工作时，身穿金黄色紧身花褂和线条流畅的裙子，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时成为新闻。这在今天看来是很平常的衣着，但那时国家干部在工作时间内，许多人还不敢穿得太随便。
吴文英当时说：党中央、国务院支持我们穿得好、穿得美，我们纺织工业有责任把全国人民打扮得漂亮一点，不要用50年代的着装观点来看待80年代的穿衣问题，不要有“穷光荣”的想法。
当时，穿一种色彩艳一点的礼服，都需要部长级的领导带头穿，这真应了那句老话，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奔头。
20年后的2004年6月30日，全国妇联邀请80余位女部长学习“穿衣打扮”，中央外事办副主任明确指出：“我们98％的女部长都不知该如何打扮自己”。该事件经媒体披露后引发广泛关注，“中国女部长开始形象工程”甚至成了一些境外媒体的头条新闻。
7月3日，上海鄂尔多斯内衣有限公司公开宣布成立“部长内衣（着装）设计室”，打算免费为女部长们做形象顾问并为其量身订做服装。鄂尔多斯的行动经媒体披露后，迅速在业界激起波澜，在社会上激起轩然大波，少数人甚至直指鄂尔多斯是“拉关系”乃至是“赤裸裸的行贿”。
笔者当时写了一篇评论《女部长们有责任避嫌》，被全国媒体广为转载。其中写到：
人们对鄂尔多斯的指责，不乏敏感和偏激之处。企业要应对市场竞争，必须有敏锐的公关（包括政府公关）能力，不要说鄂尔多斯，就是像微软那样的公司，也曾在政府公关方面费尽心思，在北京市的政府采购中落单后，果断调整微软中国领导层，就任后的唐骏把修复政府关系作为首要任务，频频进行与政府官员大范围的沟通活动。作为一个服装企业，“９８％的女部长不会穿衣打扮”的现状，无疑是一次进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