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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与熊希龄交谊甚深，尤其在戊戌时，他们同时被革职，当时遭党禁者共有20余人，先后云亡，到1937年仅存陈三立、熊希龄与张元济三人，而1937年内陈三立、熊希龄相继去世，则只剩下他一人了，故他对熊希龄的情感较别人又特别一些。他为熊希龄写的挽联云：“浩劫转旋难，归来异域，羁魂破碎，多应怜故国；知交零落尽，数遍前朝，党籍孑遗，我愧作余民。”蔡元培与熊希龄交谊亦深，他除了为熊希龄书写墓碑，也撰了一副挽联：“宦海倦游，还山小试慈幼院；鞠躬尽瘁，救世惜无老子军。”与熊希龄生前一起办理慈幼事业的陈鹤琴作歌颂道：“烽烟满目，戎马仓皇，际此时兮艰危，伤哲人之凋亡，草木下泪，白日无光，灾黎待谁拯救？儿童失去保障！维公伟绩，有如山高，有如水长！吾人必须从此继起，努力前进莫彷徨！前进莫彷徨！”
10年过去了，到了1948年1月3日，是熊希龄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日子，毛彦文在北京石驸马大街22号熊宅又特地举行纪念会。熊氏的亲友、学生以及仰慕熊希龄的人都来了。毛彦文说：“冷落的熊宅，又见车水马龙，盛极一时。”这表明人们并没有忘记熊希龄。是的，人们不会忘记这位先哲的。《北平日报》的一位记者这样说：“岁月的冗长没有冲淡他在他的同僚、亲友们心中的印象、影响，以及悲戚的情绪，尤其是香山慈幼院历届所教养出来的五千余名孤儿，他们广被遗泽，过去曾，现在是，将来会，把熊氏虔敬的供奉在记忆里。就北方广大的群众来讲，凡是知道香山慈幼院这个组织的便会慕闻熊氏这个人，反过来说，仰慕熊氏为人的，也便知道他亲手创立的慈幼院；熊氏的名字与慈幼院，两者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不可分。直到今天，慈幼院里有他，而他对于慈幼院，比之其他任何事业，却也是戮力尽瘁地费过一番经营。今天各方面来纪念他逝世十周年，不单纯是乡谊，世谊，以至于友谊方面的属于人情与情感上的形式与维系；纪念他，因为他曾种下一棵值得被纪念的‘因’。”
1月3日这天，《华北日报》、《世界日报》、天津《大公报》、《东方杂志》等一些刊物，都开辟了纪念熊希龄的特刊或专栏，胡适、林志钧、叶景葵、朱经农、成舍我、沈从文等人，都写了专门的纪念文章，追忆熊希龄的生平并表达对他的敬仰。毛彦文也写了一篇，她的文章最动真情。其中一段评论这样说：
先生自绝意仕途后即从事社会事业，这是一个新的觉悟。政治既无力令其改善，就不如把社会基层改造，奠定基础。故举凡救济工作，儿童福利的提倡，慈幼院的创立，处处表现有远大的眼光。二十余年前，绝无人用最新式的教养，培植孤贫儿童。本院于民国二十年即有家庭式教养，至今欧美先进国家视为最理想的机关教养方式，先生早于十六年前实行了。二十一年自与子女析产后，将他所得石驸马大街等处的房地产全部捐充儿童福利事业的基金，并设董事会管理之，他自己从那时起仅每月向董事会支数百元生活费而已，其自奉之薄，有如此者。先生待人诚恳和蔼，聪颖过人，其文章，其书法，其绘画，均足以传世。他尤爱国，虽不在位，对于国事仍极关切，不然也许今天还健在，不致因初期抗战失利刺激过深的原因而死于国难。至于在政治上，有正确的主张，对国家有不可磨灭的功勋，自有公论。
毛彦文的上述评论是贴切、中肯的。
然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熊希龄一生中难免存在着某些过错与失误，但是他的过失与他的功绩比起来，只能是大醇小疵，白璧微瑕。他一生盖棺论定，不失为一个赤诚的爱国者，怀有经国济世抱负的政治家，有志于造福人群的社会活动家、慈善家与平民教育家。他一生蒿目时艰，尽瘁国事，关怀民瘼，为孤贫儿童谋幸福；他晚年披肝沥胆，舍生忘死，积极地投身抗日救亡，是永远值得后人崇敬和怀念的。
熊希龄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历史没能让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这是他和梁启超在政治上联手的失败。
但熊希龄没有因此悲观厌世，更没有采取梁启超的革命手段。
熊希龄好像老早就意识到民主政治革命是要“渐进式”的。如一时达不到健全资产阶级式民主政治和法制，则置政治于度外，而把察言与教育合为一体，使社会平民同受幸福。
熊希龄，是位很了不起的“白璧微瑕”的平民教育家的领袖人物！
戴季陶：喜欢喊“杀杀杀”的政客（1）
《民权报》主笔戴季陶胆子大，说戴季陶胆子大，似有给他涂彩意思。
大胆的戴季陶
戴季陶，本名字良，又名传贤，字选堂，又字季陶，笔名天仇，生于四川广汉。《民权报》于1912年3月28日创刊，是同盟会会员中部分激进分子创办起来的，对外自称是自由党的机关报。周浩担任发行人，戴季陶、何海呜等任主编。该报创办于清帝溥仪退位、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之后。当时袁世凯并没有显露出不尊重《临时约法》的迹象。可是，该报创刊后很快便以反袁世凯为宗旨，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袁世凯。特别是主笔戴季陶，发表了一系列以“天仇”为笔名的反袁“时评”和论说，针对袁世凯践踏民主、破坏约法、推行专制的行径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抨击。特别是1912年5月20日，该报刊出了戴季陶以“天仇”为笔名，以《杀》为题的短评，公然喊出“熊希龄卖国，杀！章炳麟阿权，杀！”的大胆言辞。
戴季陶的文章在各地引起强烈反响，也激起了袁世凯对他的极端仇视，决定拿他开刀，下令将他逮捕入狱。
戴季陶看到拘捕他的传票上写着：“戴天仇鼓吹阅报者杀袁、唐（指国务总理唐绍仪）、熊（指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熊希龄）、章（即统一党领袖章炳麟）应即提究。”戴不服，当即振振有词地申辩说：“拘票上说的什么鼓吹阅报者杀袁，这算什么罪状？你们是租界的巡捕，袁世凯远在北京，并不住在你们的租界里，你们凭什么抓我？”
巡捕哪管戴季陶的抗议，粗暴地将他带回捕房。他是学法律的，很懂得使用法律武器进行斗争，遂向领班提出了三个问题：我这个案子，原告是哪一位？和租界捕房是什么关系？租界捕房能否代表中国政府在租界里滥捕无辜？问得领班瞠目结舌。
戴季陶第一次尝到了铁窗滋味。同室的囚犯见他西装革履，气宇轩昂，问道：“先生，像你这样有身份的人，怎么也会到监牢里来呢？”
戴季陶说：“仓颉造字累我，鸦片条约病我，阶级制度苦我，强弱关系害我。我不住租界，我不做官，我是中国人，我就到这监牢里来了。”又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戴季陶能言善辩，巡捕房又没有什么把柄，不久以无罪释放。
戴季陶自幼好学，从4岁起就跟其祖父识字，6岁入塾读书，以后逐渐接触一些西洋史方面的书籍。1902年进成都留日预备学校学日文，受到业师徐炯反清思想的影响。次年考入客籍学堂。因抨击学堂监督品评课艺不公、偏袒富家子弟，而于翌年被开除学籍。该校理化教员日人小西喜欢他聪明好学，收容他在私人书斋继续读书。1905年秋他赴日本留学，先进师范学校，两年后升入东京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