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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学院李民铎教授……
1983年9月，文化部外事局俞慧钧女士给我很大帮助，给我看了*中央总书记*对傅聪问题的批示的影印件以及有关文件。
我的采访逐步深入：
“挖”出了那位冒死保存傅雷夫妇骨灰、感人至深的江小燕；
在上海市长宁区公安局查到傅雷死亡档案，采访了有关公安人员，首次揭开傅雷之死的真相。
在广泛采访的基础上，我写出关于傅雷、傅聪、傅敏的三篇报告文学，写出了《傅雷一家》一书，于1986年9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后，199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七卷本《叶永烈自选集》，选入《傅雷与傅聪》一书。
楼适夷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曾经建议我写长篇《傅雷传》。我原本也准备写，所以对傅雷亲友作了广泛的采访。然而，后来我忙于“红色三部曲”、《“四人帮”兴衰》、《反右派始末》等一系列重大政治题材的长篇纪实文学的创作，也就把《傅雷传》的写作搁下来了。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读图时代”到来了。读者喜爱图文并茂或者以图为主的书。复旦大学出版社约我写《傅雷画传》，由于我曾经为写作长篇《傅雷传》作过充分的准备，所以很顺利就完成了《傅雷画传》，于2005年出版。
画传，是人物传记中的新品种。通常的人物传记是以文字为主，厚厚的几十万字，在书前插几幅照片；通常的人物画册以图片为主，图片多达几百幅，每幅图片配以一、两行说明词。前者内容丰富，但是文字太多，要花很多时间阅读；后者图片虽多，但是内容显得单薄。画传则介乎两者之间，既有相当深度的内容，又有形象丰富的图片。可以说，画传的特色就是图文并茂。
傅雷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屈的代表，也是多灾多难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傅雷画传》浓缩了傅雷这样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遭受的“左”的苦难以及坚强的抗争，歌颂了他们的正直、勤奋以及浓浓的亲情。
傅敏先生提供许多珍贵图片并非常仔细审阅全书，写出长达十五页的审稿意见，使《傅雷画传》许多史实上的出入得以逐一改正。
《“四人帮”兴亡》后面的小故事（1）
2008年岁末，从北京传来好消息：经过七年的艰难报审，我的182万字、1500页的纪实长篇《“四人帮”兴亡》（上、中、下卷）获得*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通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这部长卷在2009年1月7日开幕的北京书市上一亮相，便引起广泛关注。
《“四人帮”兴亡》是我经过二十多年采访、写作、修改才终于完成的，书背后的故事一大串。在众多的被采访者之中，秦桂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不是名人，连大字也不识几个。用这样两句话，就可以概括她的一生：解放前做保姆，解放后是幼儿园的保育员。熟悉她的人，都叫她阿桂。
我好不容易打听到她的住处。1986年7月，我在上海南京路的一条弄堂里，第一次走进她家。她孤身一人独住。听我说明来意之后，她一脸严肃地对我说，一定要经过党支部批准，她才能接受采访——尽管她并不是*党员。
无奈，我只得到上海作家协会开了采访介绍信，再到她所在的幼儿园请党支部书记在介绍信上批了“同意采访”四个字，然后再到她家。虽说她不识字，见了介绍信上的红色公章，见到介绍信上那四个字——她认得党支部书记的笔迹，这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七十一岁的她头发已经银灰色，齐耳直梳，一双大眼睛仍显得炯炯有神。她用带着常州口音的上海话跟我聊着，思维清晰，谈话颇有条理，一口气谈了三个多小时。
我被她的自述所震撼。她的坎坷身世，使我产生了深深的同情感。从那以后，我有空，就和妻一起去看望这位孤独而历尽苦难的老人。我们总是喊她“秦阿姨”。她也把我们当成亲人一般，无话不说。我向日本NHK电视台介绍了她，带着哇啦哇啦讲日语的朋友为她录像——当然，她事先托我向党支部请示过。我们的友情一直保持到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在2001年4月19日凌晨二时病逝，终年八十七岁。我在龙华殡仪馆为她送行。
本来，她是一生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然而，在她二十一岁的时候，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她结识了与她同龄的“蓝小姐”，深刻地影响了她的一生，使她的命运跌宕起伏，使她的经历变得“非常”……
这位“蓝小姐”，便是当年上海滩的影剧明星蓝苹，也就是后来的江青。秦桂贞常常被人说成是“江青的保姆”。她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一开始就澄清这一似是而非的讹传：“蓝小姐当时哪里有钱雇保姆？我是她当时所租的房子的二房东家的保姆。我跟蓝小姐都属虎，生于1914年。她叫我阿桂，我叫她蓝小姐，由于同龄的缘故，我们很谈得来，成了好朋友……”
秦桂贞告诉我，她当年受雇于上海环龙路许家。环龙路，也就是今日南昌路。
我和妻用车接她到上海环龙路，去寻找许家当年的住处——当然，也就是蓝小姐当年的住处。我们一起来到了当年的“上海别墅”。虽然几十年过去了，弄堂口那“上海别墅”四个字依然刻在那里。她拄着拐杖，旧地重游，不胜感慨。尽管多年未曾来此，她依然熟门熟路，带着我们来到弄堂底的一座三层楼房。那房子仍保持原貌，如今住着许多户居民。
《“四人帮”兴亡》后面的小故事（2）
她来到底楼的灶间，告诉我说，她那时候当佣人，每天在这里烧菜，而蓝小姐住在二楼，进进出出都要经过这底楼的灶间。她说，许家住在三楼。她带我们上楼时，每走一级楼梯，都要歇一口气。她感叹道，当年她每天飞快地上上下下，不知要跑多少趟。光是一日三餐，就是由她从底楼送到三楼许家，再把盘碗从三楼拿到楼下灶间洗掉。她总是把楼梯擦得干干净净。
她告诉我，这幢房子的产权不属于许家，而是许家租下来的。许家又把多余的房子租出去，所以许家成了二房东。
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山东小姐拎着一只黑皮箱和一个铺盖卷来了，租下了二楼的一间房。她便是蓝小姐。
秦桂贞带着我们上了二楼，来到蓝小姐住过的房间。这是一个不多见的直角三角形的房间。三角形的顶端是一个小小的卫生间，装了一个坐式抽水马桶。房间大约十来个平方米而已。有一扇窗。秦桂贞回忆说，当时，窗下放一张书桌，桌上有台灯。三角形的直角处，放一张单人钢丝床。床下放着一只小皮箱。另外，还有两把椅子。这便是蓝苹住处的全部陈设。由于人们不喜欢住这三角形的房子，所以租金最廉。也正因为这样，底楼的那间三角房子，作了灶间，而三楼的三角形房间，成了佣人秦桂贞的住房──她与蓝小姐的房间只隔着一层楼板。
秦桂贞忽地想起，在二楼楼梯口，有一间几家合用的大卫生间，便带着我们去看。那卫生间里有个搪瓷大浴盆，秦桂贞认出是当年的“原装货”。她说，蓝小姐就在这里洗澡，她也用这个浴盆。只是经过半个多世纪，那浴盆底部的大片白瓷已经脱落。浴盆依在，人事全非。如今住在那里的人，仍在用这浴盆洗澡。他们听说这浴盆原是江青用过的，都显得非常惊讶。
秦桂贞回忆说，蓝小姐来了没几天，就跟她熟了，“阿桂、阿桂”地喊开了。也有的时候，蓝小姐随着许家孩子的口气，喊秦桂贞为“阿妈”。
秦桂贞说，“那时候，我跟蓝小姐很讲得来，一有空就到她的房间里闲坐……”
秦桂贞挺善良，看到蓝小姐忙于拍电影、演戏，就替她拖地板、冲开水、洗衣服，从不收她一分钱。
秦桂贞发觉，蓝小姐怎么不吃水果？
“没钱呀！”蓝小姐把双手一摊。
于是，秦桂贞把西红柿洗干净了塞给她。有时候，蓝小姐不在家，就放在她的窗台上。秦桂贞还发觉，到了月底，蓝苹常常一回家就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吃点糕饼。
“吃过晚饭了吗？”秦桂贞问。
“没饭票了！”蓝苹答道。
那时候，蓝小姐在霞飞路（今淮海路）罗宋饭馆（即俄罗斯人开的饭馆）搭伙，三角钱一客。到了月底，钱用光了，只好喝西北风。秦桂贞到东家的厨房里，烧好蛋炒饭，偷偷端进蓝小姐的房间。这时，蓝小姐一边大口地吃着蛋炒饭，一边连声说：“阿桂真好！阿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