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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当时中小学生热捧的偶像。
“小灵通”也许不会想到，在自己不惑之年还能从记者转行电信。1997年，原余杭电信局局长徐福新在全国首次将日本ＰＨＳ技术应用到杭州的固话网中，诞生了第一代可以移动的市话，而叶永烈笔下的“小灵通”成了这个电信产品的“代言人”。
2003年5月17日上海《新民晚报》发表王天广的《移动的“固定电话”———小灵通》一文，分析了“小灵通”的“小”、“灵”和“通”三个特点：
“小灵通”为什么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赢得人们的青睐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就在于其具有“小”、“灵”和“通”三个特点。
“小灵通”的“小”还体现在辐射小和基站小两个方面。“小灵通”手机的辐射率仅为目前一般手机辐射率的３％，“小灵通”基站的发射功率也非常有限，只有５００ＨＷ，而一般的家用微波炉的功率都接近７００ＨＷ，因此，“小灵通”基站的覆盖范围也非常小。 。。
“小灵通”手机拥有一亿用户（4）
上海人口中的“灵”字意味着方便使用或讨人欢喜，“小灵通”手机恰恰应了我们上海人口中的“灵”字。首先，拨打方便。这是因为它的号码与固定电话相同，不仅容易记忆，更方便拨打，用着顺心；其次，是话费便宜。“小灵通”的资费方式与市话相同，只相当于目前一般手机话费的五分之一，并且实行单向收费；第三，是功能较多。“小灵通”除了具备固定电话的所有功能外，不同的机型还可以支持短信、来电显示，呼叫转移，闹钟等服务。目前市场上已经有彩屏的“小灵通”手机出售，使得它的应用更加缤纷多彩。
“通”，顾名思义就是通畅。“小灵通”的“通”也恰恰体现在拥有较高的通话质量方面。“小灵通”的通话频率是“全球通”、“神州行”等普通ＧＳＭ移动通信频率的近５倍。因此，在网络信号覆盖好的区域内，“小灵通”的通话质量远远超过一般手机，可以与固定电话相媲美。
“小灵通”成了香饽饽，用户激增。这时，许多公司争先恐后抢占“小灵通”市场。由于“小灵通”这名字叫得响，他们的“无线市话”手机也用“小灵通”这名字。尽管深圳*一度叫过“市话通”，江苏通信公司则叫“万信通”，但都没有被市场所接受，最后还是叫“小灵通”。这样，中国居然有52家通信公司采用“小灵通”做商标。作为中国最大的“小灵通”生产商的ＵＴ斯达康与另外51家通信公司打起了商标之战！
一时间，这场“小灵通”商标之战打得如火如荼，我也成了“焦点人物”。许多记者打电话给我。我的答复是：“ＵＴ斯达康从《小灵通漫游未来》中采用‘小灵通’作为商标，是经过我的同意的。至于52家通信公司之间的‘小灵通’商标之战，是他们之间的事情，我概不过问，也概不介入。”
这场商标之战不了了之。因为随着“无线市话”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小灵通”的名气已经很大，已经成为“无线市话”的约定俗成的代名词，就像手机是移动电话的另一个称呼一样。“小灵通”已经从ＵＴ斯达康的商标演变成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业务的名称。
2000年，信息产业部发文宣布：“小灵通”为有线电话网的补充和延伸。至此，无线市话“小灵通”这一名称被*各省分公司正式采用。
这么一来，任何一家电信运营商都可以把自己推广的无线市话这种业务叫“小灵通”。
这么一来，中国52家通信公司都可以把自己的无线市话叫做“小灵通”。
这么一来，“小灵通”的名气更大了，中国一亿“无线市话”用户都说自己在用“小灵通”。
有兴就有衰。任何事物都是如此。如今，传出“小灵通”手机即将退市的消息，正是反映了事物的规律。我为“小灵通”手机即将退市扼腕而叹，我也为“小灵通”手机曾经有过的辉煌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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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1）
2006年6月16日，一年一度的全国书市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我从上海飞往乌鲁木齐，应邀出席这届全国书市，并举行签名售书。屈指算来，这已经是我第八次出席全国书市了。
在这届全国书市上，我的“主打”新书是《追寻彭加木》。当时，《追寻彭加木》一书是由作家出版社作为“急件”出版的。从我用E…mail把书稿发给作家出版社，到印出新书，整个过程只有二十天！
事情竟是那么的凑巧：新疆全国书市是在6月16日开幕，大会安排我签名售书的时间是在翌日——6月17日上午。6月17日是什么日子呢？正是彭加木的失踪之日！
全国书市本来就是记者云集之处。6月16日那天，我在乌鲁木齐成了众多媒体关注的对象。记者们不断打我的手机，差一点把我的手机打爆了。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北京青年报、新民晚报、中华读书报、北京青年周刊、京华时报、北京娱乐信报……甚至还有我的老家的温州日报的记者们，都赶来采访我。6月16日晚，我下榻的宾馆几乎成了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幸好，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给我安排的客房带有宽敞的客厅，沙发上坐满了记者。仍有记者摁门铃，那就把一张备用的单人钢丝床也拉来，供记者们坐……
1980年6月17日，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之后，当时正在上海的我，虽然忙于写作，但是一直关注着彭加木的命运，每天从报纸上阅读来自罗布泊的新闻。我当时担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常委，关心上海科学家的动向是理所当然的。
1980年6月30日，上海人民出版社女编辑曹香秾突然来到我家。她曾经与我有过许多交往。这次来访，她告诉我，自从新华社发表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的消息以来，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高度关注上海著名科学家彭加木的命运。尽管彭加木生死未卜，但是上海人民出版社都认为应该为他出版一本书，而社领导在物色作者时，想到的第一人选就是你！曹香秾郑重其事地说，她代表上海人民出版社，聘请我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特约作者，并在最短的时间里飞赴新疆，赶往罗布泊采访。
我二话没说，欣然接受了这一重要采访任务。
经过漫长的飞行，机翼下出现天山山麓耀目的冰峰——博格达峰。机舱里响起空中小姐的播音声：系好安全带，乌鲁木齐就要到了。
在乌鲁木齐昆仑宾馆，我遇到许多赶来报道搜寻彭加木情况的记者，光是从上海赶来的，就有《文汇报》记者张德宝，《解放日报》记者贾宝良，《青年报》记者钱维华，《上海科技报》记者郁群。他们有的比我早来好多天，却全被“堵”在乌鲁木齐，无法前往罗布泊。据告，只有一位新华社新疆分社的记者获准前往罗布泊。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2）
不去罗布泊，怎么能够得到第一手的资料呢？我说，我一定要去罗布泊！
记者们告诉我内中的原因：罗布泊已经干涸，成了一片盐碱荒滩，本来谁都可以去。然而，罗布泊附近，却有一个代号叫“21基地”的军事要地，是必经之处。没有办理特殊的通行手续，是无法进入“21基地”这个神秘地方，当然也就无法进入罗布泊。
所谓“21基地”，其实也就是中国的核基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来自“21基地”。不言而喻，那里当然成为外人莫入的禁区。
前往罗布泊，途径中国的核基地马兰，必须办理严格的审批手续，尤其是对于记者和作家。这一手续，要到北京办理。记者们一时无法到北京办理这一手续，也就不能进入罗布泊。
我问：“北京哪一部门主管？”
答：“国防科委。”
我一听，心中有底。
我即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郭德滏先生，与新疆军区马申参谋长联系。我请马申参谋长致电北京钱学森秘书柳鸣。当时，钱学森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主管这一工作。稍后，柳鸣电话通知新疆军区，经请示上级，同意叶永烈进入罗布泊。
我获准进入罗布泊，是我能够完成这次采访任务的关键性一步。倘若我不能进入核基地、进入罗布泊，来到搜索现场，是难以完成任务的。
其实，我能够获准进入核基地，是因为在一年多以前我获准进入绝密的中国载人航天基地采访，在那里工作了半个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