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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律师站起来，隔着桌子与我握了握手。我是第一次看见律师本人。他五十来岁，亚麻色卷发，穿着手工缝制的深蓝色西服，戴暗色系的条纹领带，举手投足间仿佛带着种经过深思熟虑过的风度。这种风度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里或可称为grand genre。
房间里并不只有律师一个人在。桌前还坐着一位栗发女士。女士的衣着普通简洁，白色高领毛衣，咖啡色长外套，除了手上的一枚戒指外，没有戴任何首饰。至于年龄大概介于三十和四十之间，已然不算年轻，却有着让年轻失色的美貌和高雅。她的气质十分高贵，但绝非故做姿态，没有给人以冷漠高傲感。女士转过脸看了我一眼，脸部轮廓线条柔和。
“徐先生，这位是德·雷米卡埃伯爵夫人。” 律师把栗发女士介绍给我。
“克洛蒂尔德·雷米卡埃。”栗发女士淡淡一笑，伸出右手。“很高兴见到您，徐先生。”
我稍一迟疑，握了握她的手。“您好，夫人。”
律师问我是否想喝点什么。我摇了摇头，坐在了女士旁边的一张椅子上。房间里变得静悄悄的，如同音乐厅里演奏的间歇。左边墙上一台古董钟来回摇晃着钟摆。
“我想我们还是直接开始好了。” 律师正了正领带，说，“这并非是对已离开这个世界的人的不敬，而是忠实地执行他最后的意愿。尽管我们都对一位天才人物的逝去而感到悲痛，”
他戴上一副金边眼镜，从镜片上方看着我。
“就像写给您的信里所解释的那样，之所以邀请徐先生来到这里，与钢琴家让－雅克·科洛先生的遗嘱有关。”
拉韦尔律师从文件夹里取出一封信。
“科洛先生的信，我是在一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他去世的一周后收到的。信寄自他当时所在的上海，无论是邮戳还是里面的日期签名都是一月十七日，即科洛先生不幸去世的那一天。信件确实是科洛先生亲笔所写，这已经得到验证。”
他把白底蓝边的航空信防在桌面上。航空信看上去有些像是从殓尸布裁剪下来的一角。
“这封信——这封作为最后遗嘱的信里，主要提到了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我，德·雷米卡埃夫人，以及徐先生。”律师说，“可能徐先生对我和德·雷米卡埃夫人还不太了解，这里还是说明一下为好。雷米卡埃夫人是科洛先生多年的朋友，而我，纪尧姆·拉韦尔，如您所知，是名律师，长期以来一直为科洛先生做些与法律有关的事务。
“遗嘱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里，科洛先生委托德·雷米卡埃夫人，将他名下的所有个人财产捐献给某慈善医疗基金会。第二部分是我的工作，他委托我处理与唱片公司的合约问题，将已灌制部分的曲目版权收回，停止唱片发行计划。至于这第三部分，正是关于您的，徐先生。科洛先生希望您能接受一件礼物。也许不能说是礼物，因为这并非是世俗意义上的贵重物品，而且还有附加条件。条件就是这件物品必须由您亲自来巴黎取得。倘若徐先生不愿接受这个条件，那么，这部分的遗嘱自动取消，该物品将被销毁。”
律师讲完，把信从桌面上推了过来。
“这部分遗嘱的情况，我已经在信里和电话里大致讲给您听过。如果您对此还有所疑问的话，可以看看科洛先生写的信笺原件。”
我接过信，抽出信笺。信写的不长，只有一页，如律师所说，内容共分为三部分。第三部分写到了我
“……我希望徐先生能接受一件对我个人而言重要，而非世俗意义上的贵重的物品。不过，该物品必须由徐先生亲自来巴黎取得，若他不愿领取，该物品销毁。……”
信内有一张我的名片。正是一月十六日晚上我采访让－雅克·科洛时给他的那一张。律师大概就是靠着这张名片联系到了杂志社，从而把信转给了我。
读完后，我没有说话，直接把信交还给拉韦尔律师。我有许多话想问，却不知该从哪里问起。
“科洛先生所说的物品，已经由德·雷米卡埃夫人带了过来。既然您已经来到了巴黎，遵循了科洛先生提出的条件，那么，现在就请您接受这件物品。”
雷米卡埃夫人打开随身携带的浅黄色皮包，从里面取出一个黑色的方盒，从外形看，很像是磁带盒。她把黑色方盒递给了我。
这确实是磁带盒。
我把磁带盒拿在手上端详了一会，将其打开，里面有盘磁带，黑色的卡式录音带。磁带从外形上看来普普通通，与人们日常用来录音或着播放的卡带是同一种规格尺寸。我抬起头，视线落在古董钟的下方，那里有一套落地式音响。
“可以吗？”我问拉韦尔律师。
“当然。”
律师颇有风度地点点头，从我手中接过磁带，走过去接通音响电源，把磁带放入卡槽里，按播放键。磁带启动。音箱里传出沙沙的空带运转声。如此过了二、三分钟，这种令人窒息的沉默没有出现任何变化。磁带的卷轴确实在转动，带子匀速地从左方的卷轴缠绕到右方的卷轴。没有任何声音出现。
雷米卡埃夫人看了看我，似乎想对我说什么，但她最终没有开口。办公室里的三个人谁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磁带卷轴的转动。外面的走廊传来高跟鞋清脆的脚步声，渐行渐远。大约二十分钟后，磁带的一面走到了尽头。律师按停止键取出黑色磁带，换入另一盘磁带。几乎同时，席琳·迪昂的《芭蕾》响起。音响看来没有问题。再换入黑色磁带的另一面，启动，还是一片寂静。
在一片寂静之中，磁带的另一面终于也走到了尽头，依然是空白一片。磁带里毫无内容。
钢琴家让－雅克·科洛留给我的，是一盘没有录过音的空白磁带。
签完一些手续文件，遗嘱的事已告一段落。我原来想再询问一下关于遗嘱和磁带的事，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问，于是起身告辞。律师既没有解释什么也没有多问什么，只是以一种饱含风度的沉默送我到了楼下。我们握手告别。
刚跨出事务所的大门，雷米卡埃夫人从后面叫住了我。
“请梢等一下，徐先生。”
“您有什么事么，夫人？”
她摇了摇头，走到我身边。
“您现在去哪里？”
“去对面的咖啡店等一位朋友。”我说。
过街的绿灯亮了，我们一起走过车行道，来到咖啡店外。露天座位上看不见薇奥莱特。她好像还没来。
“朋友不在？”雷米卡埃夫人问。
“也许吧，我没有看见她。”
“那我们一起喝杯咖啡怎么样？一边等你的朋友。”
我点了点头。我们在白色帐幕下的露天座位坐了下来。雷米卡埃夫人要了加菊苣的纯咖啡，我要了掺巧克力的卡布基诺。天空虽然有些阴云，但没有起风，大概不会下雨。店内放着MICHEL DREJAC演唱的“PARLEZ MOI D’AMOUR”，留声机时代的经典香颂，不过我是从磁带里听来的。我成长的年代早已远离了留声机时代。较之留声机和胶制唱片，我对磁带的感情更深厚一些。
一想到磁带，我不由把钢琴家遗留的，并且让我来巴黎接受的那盘空白磁带从外套口袋里掏了出来，拿在手里。夫人看了一眼磁带，端起咖啡杯。
“这次您来巴黎，会很快回国吗？”她问。
“我想不会很快回去的。”我把磁带重又放回口袋里。“我并不只是为了科洛先生的遗嘱来的。以前就一直很想来法国，来巴黎看一看，但一直没有机会。这次既然来了，我想尽量多呆些时候。”
“您的法语说得相当不错，怎么会一直没来过法国呢？”
“法语是大学的时候学的，至于以前没有来法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我想了想，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一直没有来法国一趟。没有具体原因，只是一直没有来过。
雷米卡埃夫人喝了几口咖啡，把杯子放回碟子里。
“有个私人方面的问题想问您，可以吗？”
“可以，您问好了。”
“您和让－雅克·科洛，以前认识吗？”
我摇了摇头，说：“我以前并不认识科洛先生，只是从音乐杂志和电视新闻里知道他的名字。”
“可是，我觉得我好像以前在哪里看见过您的名字，先生。”
“我想您可能看错了。”我说，“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