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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当时母亲理解的并不深刻，只是隐隐的感到，旧社会妇女对命运的抗争必须要以经济独立为前提，只有经济上的独立，才会有政治上、人格上的自由。
其实，妇女的解放不能仅仅着眼于个人的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如果不去变革那压抑人性、阻碍妇女婚姻自由的不合理社会制度、社会环境，妇女的解放就只能是一句空洞无力的口号。这种理解是母亲参加革命后才感悟到的。
当时母亲看了《娜拉出走》之后的直觉就是，再也不能这样混混沌沌的活了，必须出去！必须自立！
母亲是我大舅一手带大，母亲高中毕业后，大舅是希望母亲报考安徽大学的，这是因为安徽大学既是国立，又坐落在安庆，将来照顾这个最小的妹妹也比较方便，可大舅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他对我母亲精心呵护和培养教育所产生的效果，首先表现为劝阻我母亲不要离家出走的失败。
母亲后来说，那时年轻气盛，早岁哪知世事艰，有的只是一股热情和冲动。所以无论平日威严的大哥怎样软硬兼施，执著的母亲只是一句话：
我要上学！
在一个秋雨霏霏的早晨，无奈的大舅将我母亲送到江边码头，忧伤的目光中带着孤帆远影碧空尽，难见长江无际流的依依不舍，而我母亲的心情却有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万分舒畅。
客轮一声长鸣，缓缓离开港口，那一瞬间，母亲的心情却像一只禁锢已久的小鸟飞出了牢笼。她站在船头，任细雨飘洒在周身，充满期望的目光久久注视着江面的急流，就象一个探险者孤身走上一条从未走过充满荆棘的路，坚定地去觅寻心中珍藏已久的伊甸园。
三 求学
母亲离家时走的是水路。对于座落在长江边上的古城安庆来说，那时候的水运远比陆运空运来得便捷和舒适。
母亲乘坐的是“民生”航运公司的一艘小吨位普通客轮。虽然已是上午###点钟，但仍然是细雨濛濛，乌云遮日，江面上弥漫着浓雾，根本看不清航标和来往的船只。于是，客轮就不停地呜叫着，小心地顺流漂下，渐渐地远离了生养我母亲的故乡。
母亲当时心中没有半点离别亲人应有的忧郁和伤感。整个上午，她一直站在前甲板上，任凭江面嗖嗖吹来的刺骨寒风拍打着周身，思绪就似这滚滚东去的江水，奔腾不息。
母亲其实并不知道摆脱了封建家庭束缚后，等待她的是祸还是福，重新开始的又是一种怎样的陌生而又崭新的生活。但母亲从来就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她觉得勇敢地迈出这一步，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只要不懈地努力，未来的命运就完全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母亲就这么凭栏远眺，迎风屹立，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满脑子充满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那股兴奋的劲头既象巴金笔下觉慧离家时的不悔，又似易卜生话剧中娜拉出走时的坚毅。
母亲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走便是半个多世纪没有回来。
母亲这次离家出走，并非毫无目标，漫无边际。而是直奔南京，去投靠我的大姨。
大姨生于1917年，整整长我母亲10岁，她思想比我母亲活跃，性格比我母亲开朗，处事比我母亲灵活，身材比我母亲苗条，举止比我母亲优雅，模样比我母亲漂亮，学识比我母亲渊博，总之，是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优于我母亲的美貌女子。这绝不是我在胡思乱想，而是母亲亲口对我所言。
我没有见过大姨年青时的照片，因此无法判断母亲的这种比较是否有夸大其辞的成份，因为从常理上讲，赞美同胞姐妹丝毫不会起到贬低自己的效果，所以母亲的描述到底有几分可信连我也表示怀疑。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大姨从美国归来，与我母亲在一起照过许多像片，我仔细端详后发现，当时已年近7旬的大姨眉目之间仍然依稀可见年轻时的迷人风采，并且看去的确要比年近6旬的我母亲显得年青。
大姨在我心中几乎一直是个谜。
“文革”期间对每个人的政治审查都是十分严格的。我从上小学开始就不断地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每次填到社会关系一栏都只是写上几个舅舅，从不知道母亲还有一个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同胞姐姐。
我知道这个秘密是考上大学以后的事情了。
那年暑假，我在家中无意间看到一封由安庆转来的美国来信。写信人开头便称呼母亲为“耀妹”，落款则自称是“德姐”，很长的内容通篇都是在回忆和评论余家过去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字里行间，浸透着无限的伤感和怀旧的温情。更加使我诧异的是，来信的笔迹竟然与母亲的笔迹惊人的相似。
母亲收到这封信后，接连好几天的时间沉默寡语，心绪不佳，我观察到父亲背着我们兄弟几个不停地劝说着母亲什么，而母亲似乎仍然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一个星期之后，我那在人民解放军当过政治委员的父亲终于以其强大的政治攻势瓦解了母亲的意志。
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开始写回信了，写一段，对着台灯呆一会，再写一段，又停笔想一阵，这封信断断续续用了好几个不眠之夜才完成。信写好之后，没有直接寄给那个“德姐”，而是由安庆大舅处转发美国。我暗中掂量过那封神秘的信函，很厚很厚沉甸甸的，足有七八页之多，以至邮局多加了五角钱的超重费。
母亲一向很少写信，即使有事给我舅舅去函也是简单明了，有一说一，从未象这次洋洋洒洒写小说一般，可见“德姐”在她心目中的份量。
我虽然没有窥探别人隐私的嗜好，便强烈的好奇心还是促使我忍不住询问这封密函的来历。可母亲只是轻描淡写地道，那是她早年在美国定居的一个远方堂姐，许多年没有联系，叙叙家常而已。但我从“德姐”情意绵绵的口吻口断定，母亲显然没有讲实话，虽然当时我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德姐”会是母亲的一奶同胞。但直觉告诉我，此人与母亲之间肯定有着非比寻常的血缘关系和一段不堪回首的辛酸往事。
母亲向我挑明这事是在这一年的金秋10月。当时大姨已从华盛顿飞到北京，并且行程安排上早有到山东看望母亲的计划。这是中美建交后大姨第一次回国省亲，也是母亲同胞姐妹之间三十几年之后的首次相聚。母亲没有理由不去和我大姨见面，这个封存了数十年的秘密也就再也无法隐瞒下去。
母亲后来解释说，之所以从不对我们提及大姨，是因为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一个曾经在国民党政府内担任高官的海外关系尤其是后来又定居美国的直系亲属足以葬送我们兄弟几个的政治前程。至于改革开放之后，当海外关系成为许多人夜思梦想的追求时，母亲觉得更没有必要告诉这一切，她是担心我们由此产生不切实际的幻觉追求和虚荣。
母亲最后很认真地说，但是她不是无原则地对谁都隐瞒真相。
母亲参军时，向部队首长汇报了；结婚前，向我父亲讲清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三 求学
我的这位大姨似乎有着比我母亲更加强烈的独立意识。
抗日战争爆发那年，大姨正在安徽国立八中读高三，日本鬼子占领安庆后，她没有和全家一起当难民，而是跟随学校流亡到了湘西，这就是大姨的高瞻远瞩之处。高中毕业后，又孤身一人跑到了重庆考取了复旦大学。为了表示自己从此可以独立生存，她一边上学，一边打工，断断续续用了6年时间才上完4年的大学课程。整个抗战期间，没有伸手向家里要过一分钱，也没有和家人相聚过一次，一个柔弱女子就这样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外面独闯江湖。
其实大姨年青时也是个思想激进的热血青年。
几十年后，当她知道母亲毅然弃学从军投身革命时，曾经感慨万端地说：“抗战期间，无数的进步青年向往光明，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投奔革命圣地延安。本来我高中毕业时也曾产生过这个念头，只是后来总想着读完大学再参加革命也不迟，便去了重庆，没想到大学毕业后，先是去了南京，接着结婚生子，然后又身不由己地到了国外。就这样和革命失之交臂了，如果我当时真得和同学一道去了延安，我的人生轨迹也就完全是另一个方向了。”
人生真是变化莫测，刹那间的念头有时候就可以改变一生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