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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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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大块头的美国佬宾厄姆(Bingham)上周抵达北京。他有7个儿子,其中一个正在北京学习中文。在一种令人压抑的气氛中,他受到满洲和中国北方的军阀张作霖的接见……
  ……据《纽约时报》和伦敦的《泰晤士报》记者报道,就在参议员和张作霖一起品茶时,张元帅的军官们就在相隔仅百米之遥的地方,忙于执行残暴的处决……
  此种酷刑叫做“绞刑”,被集中用来处决他们在违反国际法情况下冲进苏联使馆逮捕的中国人。在此次行动中,还查收了各种文件,张作霖正用自己的人根据需要予以翻译。这些文件,上周被用来作为秘密审判的证据。40名囚犯中的一半人被判处绞刑。没有说明他们中间谁被判处死刑、谁被监禁、谁会被释放。他们只是简单地被集中到一个院子里,距参议员和军阀张饮茶处很近……
  根据设计,每个囚犯的绞刑都尽可能慢慢执行,以增加他们的痛苦。囚犯们不知道下一个是否会轮到自己的喉咙被勒住,眼睛被勒得鼓出来。一个女囚犯被绞死时用了10分钟。
  《纽约时报》记者电讯称,张作霖向参议员解释说:“是我下的命令。我不允许在我的地盘上有反对外国的主义存在。”(《时代》,1927年5月9日)
  在走进1927年新年的时候,谁能预料几个月里中国竟会发生如此大的历史转折。转变之迅疾,令今天试图理清脉络的人也喘不过气来。而对于武汉国民政府,这还只是混乱、突变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危机四伏。夺取政权时,罢工、罢市曾是打击敌人的有力手段,但一旦不能控制,就会造成经济的瘫痪,殃及角色已变的国民政府自身。冯玉祥曾是他们最后一个希望,6月10日汪精卫率团亲赴郑州与之会谈,带着双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和张作霖的协议回到汉口。可是,一周后,6月19日,冯玉祥又亲赴徐州与蒋介石会谈,两人也达成一致,主张宁、汉合一。这彻底打破了武汉政府的希望。再过不到一个月,7月15日,汪精卫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开始清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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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三章(11)
鲍罗廷的使命彻底结束了,苏联及共产国际与中国的关系却没有结束。几年后,一个中文名字叫“李德”的德国人,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到中国指导革命,他将是另一个“鲍罗廷”,亲历新阶段革命的起伏跌宕。他的故事,会在以后的叙述中出现。
  鲍罗廷终于踏上了归国行程。这时,传来了他的夫人被张作霖释放的消息:
  上周,有报道披露了内部消息,称美国参议员宾厄姆最近在北京向大军阀张作霖求情,希望他能释放被逮捕的著名人士鲍罗廷夫人。身高6英尺的参议员,声音刺耳,他告诉矮个瘦小但却冷酷无情的张作霖,如果他下令处决鲍罗廷夫人,那么美国公众舆论就会认为这个军阀是个残暴的野蛮者。
  张作霖漫不经心地说:“哦,那很好办,参议员先生,假如这是你们西方人对待女人的态度,那就不枪毙鲍罗廷夫人了。”
  稍停一会儿,当参议员略松一口气时,张又轻蔑地补充说:“我总是不明白,你们西方人为什么这样愚蠢地对待女人。”
  上周,张作霖对矮胖、温和、人到中年的鲍罗廷夫人,采取了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她被大赦,从监狱释放,并当即被匆匆送往天津,准备从那里上船前往海参崴。(《时代》,1927年7月25日)
  该走的走了。
  不到一年,汉口潮起,潮落。举目四望,满城风絮,一江云烟。悲壮的人与事,从此成了历史的慨叹。
  六/流亡莫斯科之路
  1924年最后一天曾在北京车站欢迎过孙中山和宋庆龄的那个法政大学的学生,1927年9月6日,又一次站在了欢迎宋庆龄的队列中。这次欢迎的地点是在莫斯科的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宋庆龄的身份是孙中山的###、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流亡者,陪同她流亡的是陈友仁等。
  这个学生叫盛岳,此时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年在孙中山去世后不久创建的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专门招收中国学生,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
  盛岳回忆在莫斯科再次看到宋庆龄的情景:
  ……随后她下车,沿着月台步行出站,我们人群向她热烈欢呼,高喊口号。她报以满脸堆笑,尽管不难看出,她是在强作笑容。……在她抵达莫斯科的这天,她脸上微微露出的忧伤神情,比两年前孙博士逝世后更甚,这无疑是她在失去她和她丈夫为之操劳的中国革命后的一种反映。(《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54—155页)
  他说得不错,亲历大革命潮起潮落的宋庆龄,恐怕比任何人更感到失望、悲愤与无奈。在这一年年初,宋庆龄曾是世界关注的一位中国重要人物。《时代》曾报道过宋庆龄,并刊登过她的照片:
  她自己在班级本上则是这样说的:“最大野心——当父亲的秘书;最喜欢的表达——中国;习惯——收信;嗜好——读报纸……”最让人惊奇的是,这位相当娇小、羞怯的宋庆龄,后来不是热衷于收到来信和读报,而是转向别处。她的紧张、软弱的性格(或许实际上她从未如此)却使她爱上了一位有着高尚灵魂的爱国主义的政治家、后来的“中华民国之父”孙逸仙博士。正是以他的名义,年轻的国民政府最近已经攻占了南方的半个中国。对国民党人来说,娇小的孙夫人足以继承他们伟大的已故领袖的英名。今天,她住在新的国民政府首都武昌,坐一辆道奇轿车,她是民族主义这一伟大运动活的象征。(《时代》,1927年2月21日)
  然而,被视为“象征”的宋庆龄,很快陷入了政治困境中。蒋介石在公开镇压共产党人之后,切断了汉口的财政来源,封锁了在上海和汉口之间运输粮食的长江航道。宋庆龄从5月起,就一天天面对现实的混乱,无力回天。恐慌的人们冲向宋庆龄在汉口居住的银行大楼,纷纷要将纸币兑换成银元。一位接近宋庆龄的外国记者写过:
  银行大门紧闭。一天又一天,饥饿者、穷人拥挤到那里,他们嚎叫着要换银元铜币,他们用身子撞铜门。在楼上,孙夫人从丝绸窗帘后面往下看着他们,她用棉花塞上耳朵,以免听见从她的下面呼啸而上的愤怒喊声。(转引自《走进中国》,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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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三章(12)
汉口潮落了。在孙中山弥留之际守护在他身边的一群人中,只有宋庆龄和陈友仁仍持同一立场,坚持奉行孙中山确定的“三大政策”。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则都倾向了蒋介石,宁、汉两个国民政府最终合二为一。蒋介石的亲笔信未能挽留住她,弟弟宋子文专程来汉劝说也没有让她回头,她义无返顾地踏上流亡苏联之路。她失败了,但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曾经支持过她丈夫和民族主义运动的苏联政府和斯大林身上,或许可以在那块土地上成立一个国民党左派的流亡政府。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们,尤其是女同学,对宋庆龄的卓越表现充满自豪之情。在学校为欢迎宋庆龄和陈友仁举行的招待会上,她仍在强调:“我们是孙中山的信徒,我们曾在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学里受过训练。”“她敦促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孙中山的最宝贵的遗训就是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不只是思想,她的举止、美丽和妩媚,更是令他们为之倾倒。
  然而,刚刚流亡到莫斯科的宋庆龄没有想到,关于她与陈友仁结婚的流言蜚语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正在酝酿,很快将向她袭来。
  美联社1927年9月28日向全世界播发一条电讯:
  伦敦,9月28日,在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中,爱情之神看来再一次把战争之神争取过来了。
  伦敦《每日邮报》驻里加记者援引一条据说是苏联官方的电讯说,前国民党外交部长陈友仁和国民党之父孙中山的###已在莫斯科结婚。
  ……
  这家报纸报道说,这对新夫妇想要用发动一场新革命的办法在中国度过他们的蜜月,还说第三共产国际将资助他们的活动。(转引自《宋庆龄年谱长编》,第365页)
  据《宋庆龄年谱长编》记载,这些谣言对宋庆龄的伤害十分严重,以致影响了她的健康,颈上一圈带状疱疹顿时发作。“她认识到这个谣言完全是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政治暗箭,他们妄图把她同孙中山的名字分开,以削弱她为保卫孙中山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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