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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列宁号”离开上海港，缓缓驶进伟大长江。鲍罗廷夫人走出包厢，和船长一起站在舷梯上。这很危险。“赤色”国民党的船只在浦口必须穿过反对国民党的中国人和“白俄”军队的夹击，才能溯江而行抵达国民政府的首都汉口。当船行至浦口时，满载中国士兵的巡逻船从岸边驶来，鲍罗廷夫人和她的三个随从躲起来逃避盘问。
……突然，中国军官抓到了鲍罗廷夫人，“你是谁？”
“我是格拉斯贝格太太。”她回答。虽是撒谎，但却又绝对是事实。从1908年至1917年之间，她和著名的丈夫在美国芝加哥的确是格拉斯贝格夫妇，丈夫是格拉斯贝格预科学校的校长。上周，这个真实的撒谎没有作用。中国军官可能早已得到了情报，知道鲍罗廷夫人即将到来。他逮捕了她和她的随从，把她们押上武装守卫的火车，作为有价值的人质送往济南，那里是她们的主要敌人、卑鄙无信的军阀“张山东”的省会所在地。
封面中国 第三章（9）
……中国人会认为，“格拉斯贝格太太”将证明她是中国内战期间最有价值的人质。（《时代》，1927年3月21日）
夫人被捕的消息，令在汉口早就焦头烂额的鲍罗廷雪上加霜。如今他正从声望之巅跌落下来。他将黯然失色踏上归国之路，面对斯大林的质疑与斥责，随即走向政治生命的终点。
美国作家彼得·兰德（Peter Land）写过一本关于美国记者在中国革命中的探险与磨难的书，书中这样描写处在汉口风雨飘摇之时的鲍罗廷：
不妨让我们想象一下壁画中的鲍罗廷。
他也许看上去像一个绅士，处在这幅画中并不特别显眼的位置，坐在吴佩孚那辆有棕色坐垫的防弹两用旅行车里，几乎被人群挡住。他的眼睛大而黑，嘴巴周围胡须浓密，褶子很深。他的黑发在头顶中央分开，轻轻飘在前额上。在这幅壁画上，鲍罗廷的脸庞瘦削，坐在这辆赫赫有名的车里他多少显得有些瘦小。他有一种煽动者代理人具有的疑心性格，不免颇为紧张地从车里偷偷打量他周围的无政府状态。
当时的人民认为鲍罗廷漂亮，像一头鹿，但他实际上只有5英尺10英寸。他们把他看作中国革命的独行侠，完全独立掌握着中国革命，但实际上他不过是斯大林在中国的代表。他是一位职业革命家，1923年作为斯大林控制的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一名代表，被派到中国来指导孙中山。（《走进中国》，第32—33页）
1923年10月，30多岁的鲍罗廷在两名苏联军官的陪同下来到孙中山面前，开始了他在中国的辉煌事业。几年来，他曾风光一时，拥有巨大的权威，他是被许多中国人仰望与崇拜的俄罗斯人。他直接促成孙中山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参与创办黄埔军校；国民政府迁都汉口后，在世界媒体眼里，他是这里的灵魂，是最神秘、也最值得关注的人，因为他的背后耸立着布尔什维克苏联。
鲍罗廷有他可以自豪的理由。在他的直接引导下，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上一直在朝着有利于苏联利益的方向发展，而这一点，我们过去是不大注意或者说有意回避。《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一段话读后颇令人感叹：
国民党运动的核心是反对在华外国人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这些特权来自过去80年期间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国民党的领袖们用不断的宣传攻势，系统地唤起民众来支持他们收回中国丧失的权利的诺言。虽然许多国家的国民享受特殊的条约权利，国民党人的战略（后面有俄国人在出谋划策）是把仇恨集中在英国身上，避免同时与日本、美国和法国对抗。英国在中国占有突出的地位，因此是一个天然的目标。反对帝国主义当然是世界共产主义的根本宗旨，支持国民党人并为之出谋划策的布尔什维克俄国，把英国视为它的主要敌人。俄国特别担心被卷入与日本的冲突，把中国人的仇恨集中在英国身上的策略，在1925年的五卅事件和6月23日事件（即广州沙基惨案——引者注）以后趋于明显，因为虽然日本是五卅事件的元凶，法国在6月23日事件中与英国一样有罪，但是在大力进行报复时，它们的作用被贬低了。（《剑桥中华民国史》，第669页）
高潮之中的民众，没有想到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背后，还有着如此复杂的背景，或者，身处浪潮之中，根本来不及考虑，就被冲到了前列。反对英国，而非所有列强，这的确是奇怪的现象。在汉口，有英租界，也有日租界，但民众率先冲击的却是前者而非后者。4月3日，1名日本水兵和1名汉口人力车夫发生斗殴，人力车夫被杀，日租界随即受到愤怒民众的冲击，杀死2名日本人。日本海军陆战队被派登陆，用机枪扫射，打死了9名中国人。为平息事态，国民政府立即下达禁止报复的严格命令。这与对英租界事态的处理和收回，有着明显不同。
写到这里，我才对一些困惑有了新的认识。譬如，我们以往常常乐于提到的，是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立即宣布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过去签订的所有不合理条约，放弃他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可是，读读北方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的回忆录和其他民国史就不难看到，在双方谈判中，苏联从来都不愿意放弃沙皇在中国获取的权利。北方政府一直在与苏联交涉，希望他们从外蒙古撤军，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尊重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但就在1924年，苏联还是强行使外蒙古的独立成为既定事实。苏联对在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管理权的控制，也未曾放弃过一日。于是，在我们的历史回顾视野里，单就对中国民族利益的蚕食与控制而言，苏联仍在延续着沙皇俄国的扩张梦，本质上并没有根本改变。这一点，在以后不同历史阶段中我们还将陆续看到。
封面中国 第三章（10）
鲍罗廷及共产国际引导中国的民族主义，把敌人主要锁定在英国身上，其宣传策略无疑是聪明而有效的。对于中国一般民众来说，身边的外国租界，比远在关外的蒙古以及满洲（当时中外都这样称谓东北）的得失，更能给他们个人的民族感情带来直接的伤害。每日目睹列强势力高高在上的“治外法权”，看着外国军舰停泊于中国港口旗帜飘扬，郁积于心中的不满与愤慨，当然更容易被革命的口号点燃成熊熊烈火，随即汇成波涛滚滚的洪流。
《时代》报道过这样一个细节：
从汉口逃到上海的人，带来了一张国民党号召民众反对英国的传单。传单是一组画，有些像美国的“滑稽漫画连载”。第一幅是四肢匀称的俄国，向年轻的中国伸出友谊之手。接下来是臃肿的约翰牛（即英国人——引者注）把靴子踩在###人的脖子上，###人突然站起来掀倒约翰牛——最后一幅，约翰牛在群情激昂的中国人中间被刺死。（《时代》，1927年1月17日）
还是回到鲍罗廷身上。
一个人命运转变之际，麻烦总是接踵而至。鲍罗廷的不幸正应验了这句话。他正在为夫人的下落而焦虑时，北京传来消息：张作霖不顾国际法，命令士兵于4月6日冲进苏联使馆，带走了包括共产党领袖李大钊在内的数十名苏联和中国人员，还抄走了许多秘密文件：
这一行动显然违反了外交豁免权。张对此当然清楚。即便没有征得反对赤色势力的列强们的同意，但肯定会得到默许。他判断得不错。随即，统治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的紧急事务部，雇佣“白俄”武装士兵包围苏联领事馆，搜查所有进出的人。这当然也违反了国际法惯例。但即便没有征得反对赤色势力的列强们的同意，此举也会被原谅。人们希望在北京和上海赤色机构搜查到的文件被翻译之后，会在被捕者以及###的公共舆论面前，证明搜捕行动的正确。（《时代》，1927年5月9日）
与鲍罗廷非常熟悉、与苏联关系最为密切的中共领袖李大钊，在4月28日被张作霖送上了绞刑架。《时代》对于北京事件的报道，比上海大屠杀的报道篇幅还要长，这恐怕与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参议员此时正在北京访问有关。这位参议员与张作霖会见，会见的同时，对李大钊等人的处决就在他们附近进行。还有什么场景的映衬与反差，比这一场面更具新闻性，更有强烈的震撼和戏剧效果呢？今天来看，《时代》的叙述，恰恰为中共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命消失，提供了难得的细节：
康涅狄格州参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