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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胡同捌章-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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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妓成风,一直绵延到清末民初,民国时期秦瘦鸥的小说《秋海棠》里军阀霸占戏子的故事,是其回光返照。所以齐如山先生就一准儿地认为,那时“韩家潭一带没有妓院,可以说都是私寓”。私寓,叫白了叫“相公堂子”,当地人的白话说是玩“鸭子”,其实就是同性恋交游的地方。齐先生的话应该是属实的,因为京剧名宿田际云在1911年和1912年,先后两次呈文政府,要求取消韩家潭的相公堂子,说明韩家潭确实是男妓丛生之地,一直到民国初年还相当猖獗。据说,韩家潭的相公堂子,大门里面挂有一盏角灯,灯内绛蜡高燃,金乌西坠一般,很是特别,只要一看有这种灯,必是相公堂子无疑,那是它的招牌。
  可以看出,如果说明代即有了八大胡同的影子,还是因有玉堂春这样的妓女存在而打下了基础;到了清代,八大胡同的最初兴盛,首先得益于相公,而不是得益于妓女。妓女真正占领了八大胡同并成为八大胡同的主角,是光绪中期之后的事情了。那时对于嫖妓的惩罚,拘留十来天,罚金几块钱,已经是流于形式,形同虚设。法律的松动,政策的调整,风尚的变化,供需关系的市场自然法则,让八大胡同渐渐成为了妓女的天下。
  

销金窟、风流地、时代的凹凸镜
当然,如果仔细分析八大胡同形成与发达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乾隆下江南带回四大徽班之后带动了相公堂子的发展,那样的简单和外在,它还应该有其独特的历史因素的作用。
  其中主要的内在原因,在于清朝为稳固自己的统治,在顺治五年(1648),下令居住内城的所有汉民官员一律迁到外城去,每间房子折合银子四两;以后在康熙十年(1671)又禁止戏园茶肆酒楼饭店和妓院在内城开设;于是,汉人住的会馆、宅院,开的买卖、茶园、戏楼,都集中到了前门一带。商业的发达,名人的聚集,使这些娱乐业自然地投其所好,也都开在了前门外,离着皇城最近的地方。八大胡同,才日益兴盛了起来,由它所繁衍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故事,才不紧不慢地展开了它的画卷。
  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与经济的因素在其中起着很大的作用。鸦片战争之后,口岸通商,外国资本主义长驱直入,进一步刺激着商业的发达,直接影响着娱乐业。1901年,慈禧太后修建了前门火车站,全北京的交通中心在前门,下了火车,离八大胡同只有一步之遥,来去更为方便。清政府软弱无能,被外侵内患搞得焦头烂额,正事已经管不过来了,当然,就更顾不上康熙爷禁妓的明令严律,下面自然更是走马章台,寻欢作乐,世纪末的及时行乐主义靡靡之风盛行,风气败坏,道德沦丧,连同治皇帝都热衷于微服私游去逛八大胡同宿娼嫖妓,以致染上花柳病而早亡。就难怪当时有人作诗讽刺大才子袁枚八十岁高龄还要狎妓了:八十衰翁用白粉,惜花心在老逾殷;哥舒半段枪无敌,专救人间娘子军。
  可以看出,经济的发达,政治的衰败,都从不同的方面促进了八大胡同的发展。八大胡同的畸形发展,和畸形的经济与政治相辅相成。八大胡同开放的是一朵莎乐美式畸形的恶之花。
  这样暖风熏得游人醉的辉煌堕落场景,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达到了八大胡同的鼎盛时期,成为它的骄傲。不过,如果以为这种骄傲仅仅出于香艳的肉欲,则是对八大胡同的误读。在八大胡同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它的意义早已经远远超越了世人讽刺袁枚的娘子军之例。不看别的,仅看民国初始,袁世凯梦想复辟当皇帝,贿赂国会议员,不选六国饭店,也不选京城有名的饭店八大楼中任何一家,偏偏就是专门选在了八大胡同,可见当时八大胡同的地位非同小可,不是一般大饭店酒楼所能媲美。而当时的参议两院号称五百罗汉的议员,每人每月薪金是两百银元,那时买一袋44斤的白面才要两块银元,他们有足够的银两去任何一个地方挥霍,却偏偏也爱选择到八大胡同来,那不仅仅为了发泄自己的肉欲,更多的是和袁世凯一样为了政治利益疏通人际关系,八大胡同,成了他们的社交会所,成了他们另一处办公地。所以,那时有人讽刺地把八大胡同叫做“议员俱乐部”。
  同样,那时大栅栏里的商家,哪家不和八大胡同有着明铺暗盖的关系,那也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寂寞时分的挑灯夜语或脂粉撩拨,或为了自己纳妾私设外室的方便,更多是为了笼络客户而从事的经济利益和关系网络的铺设,八大胡同里的妓女,是他们招待客人的一道菜,是他们经营策略或手段的一张牌。这除了说明大栅栏和八大胡同相互依存的关系,也是当时商业真实状况的写照,为了惨淡经营而不得不这样无所不用其极。谁让大栅栏和八大胡同挨得这么近,占着天时地利人和呢?所以,那时大栅栏的商人也抱怨说,大栅栏里干一年,不如八大胡同干一天。
  那时候,提起八大胡同,确实透出的底气都与众不同,有人指着客人说:今晚我请客,去八大胡同!或者有人指着马车或后来的洋车说一句:去八大胡同!那声调不同寻常得很,意味深长得很,并不像我们如今叫上客人到歌厅或洗脚坊或洗浴中心那样兴冲冲赤裸裸专奔买春而去。
  八大胡同,不仅仅是销金窟、风流地,它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一面凹凸镜。要想了解老北京的历史,哪里能够迈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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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胭脂难敌南朝金粉的入侵(1)
八大胡同真正形成规模、日益走向繁茂鼎盛,应该是从清咸丰中期开始,到光绪年间完成的。
  这期间,妓院的规模与规矩都已经形成。当时政府许可存在四类妓院,被分门别类命名:
  一类为头等妓院,原名叫“堂”,又叫“大地方”,“堂”的叫法,是从明代而来的古称。“清音小班”则是后来出现的南方班头等妓院的专称。
  二类为二等妓院,原名叫“中地方”,后称“茶室”。
  三类为三等妓院,称为“下处”。
  四类为四等妓院,称为“小地方”。
  这和当时上海对妓院的分类基本一致,只是叫法不同。按照赛金花说法,上海的一等妓院叫“书寓”,“亊亊书寓”,那里的妓女必须要会唱“楼会”、“思凡”、“长亭”或“化蝶”之类的小曲;二等妓院叫“长三”,“寓”,和一等妓院的“书寓”相比,少了一个“书”字,妓女不必唱小曲,但得加一个茶碗,要品茶的;三等妓院叫“么二”,牌子挂“堂”;四等妓院叫“花烟馆”或“野鸡处”。
  这很像给妓女和妓院定职称或级别似的。从政府角度,是为了便于管理和税收;从嫖客的角度,可以根据自己的腰包和身份,看人下菜碟;从妓女的角度,是她们的水平和价码。
  当然,一等妓院的讲究最多。妓院大门一般由砖雕装饰,有匾额书写的店名,或在乳白色灯罩上用红漆写的店名(且都是当时社会名流的题字),门楣上挂有写着妓女花名的花牌。没有电灯的时候门前有油灯或汽灯,都得是镂空的玻璃灯罩,光绪三十二年(1906),有了电灯,一律换成了明晃晃的电灯。讲究的,门两旁还有对联镌刻在砖雕上面,更讲究的,门前还有牌坊。那劲头儿,一点儿不比大买卖人家差。
  一等妓院里,每位妓女都有自己单独的房间,房间摆设要讲究,最早的是红木中式传统老床,后来有了席梦思软床,金铜床架,雕镂挂络;还得有各种各样应时应令的摆设,成龙配套,和那些大家闺秀一样讲究;更讲究的,墙上还得挂有当时的名人字画(有的就是客人自己送上门来的),要的就是一个调情的氛围,而不是那种下等妓院里进屋脱裤子立等可取一般的快餐。
  这里的每位妓女,都要有自己的一位跟妈儿,是专门伺候她们饮食起居的,像贴身保姆一样。那些跟妈儿,都是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有些便是以前的妓女,年龄大了,退居二线,她们手脚麻利,而且熟悉妓院的规矩,善于察言观色,一般又有些徐娘半老的姿色。这里的妓女当然就更需要姿色,还要粗通文墨,能够唱小曲,有的还会诗书琴画。这是妓院中的最高级别,相当于妓院里的博士后,下面的几等都无法和它同日而语。但是,二等里面的“茶室”,我以为另当别论,茶室和茶室也不一样,有的只是一个小四合院,有的却气派得很,现在八大胡同里尚存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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