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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和建议。
针对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模糊学理论科研队伍,却没有真正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的现状,他与同行们提出构想,吹响了模糊技术产业化的号角。在1994年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他与几位教授联名提出尽快成立学术界、工程界、企业界相结合的国家级模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并附上了具体实施方案。5月,国家经贸委委托中国科技促进经济发展基金会召开了“模糊技术产业化”专家咨询会,他担任专家组组长。会议对家电生产与工业生产控制两方面的模糊技术应用作了深入探讨,并把产业化任务落实到几家大企业,确定了尽快形成产业体系的发展路子。1995年“两会”期间,他与4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此进一步致函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批示国家经贸委办理。“模糊控制技术的开发应用”项目列入了国家技术开发重点项目计划。1995年3月,一个以“迎接21世纪挑战,推进中国模糊技术产业化”为主题的研讨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主持会议的就是刘应明。1996年至1998年,他在广东、北京、重庆分别主持了有关模糊技术攻关项目的成果鉴定会与现场交流会。模糊技术产业化在他的推动下正在持续发展。
刘应明认为重视基础学科的发展,是贯彻“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一环。1995年,刘应明同苏步青、朱光亚等院士(均为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向党中央领导提出了一份建议书:建议在全国选择一批水平较高的大学的基础学科点建立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基地;国家设立这方面基金,在经费、教学环境及招生政策等方面予以特别支持。这个建议得到中央领导的首肯,设立了高达3亿元(5个年度)的“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金”。基金于1997年9月正式启动,刘应明担任“数学与力学”评审组副组长。经过自愿申报与严格审批,在全国若干大学中建立了83个各个基础学科的培养基地。单从经费上看,每个基地每年就可得到五六十万元用于本科学生的教育与培养。通过5年实践,基础学科的教学与人才培养工作不但扭转了衰退的局面,而且还得到良性的发展。经过评估,实践证明绝大多数基地都成绩斐然,产生了颇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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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应明:“中国的查德”(3)
到了2000年,原来5年为期的基金快到期了。怎么办?这时,刘应明在九届全国人大任常委会委员,经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部门协商,草拟了在“十五”期间继续实行这项基金的建议,并希望有所发展。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刘应明积极联络了科教界全国人大代表58名,其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6名、中科院院士17名、全国人大常委14名、###直属大学校长12名,并由他所在的时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吴阶平副委员长领衔,提出了这个建议。据说这种规格的建议是罕见的。领导十分重视。最后,经由财政部、科技部、###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会同研究,决定于“十五”期间继续设立3亿元基金,建设基础学科的本科教育基地。
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刘应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尊重数学课程建设的自身规律,深入扎实地进行数学教学改革”的建议,他呼吁紧急修订《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停止在全国统一推行新课程初中数学教材。
在全国人大、政协会上,他曾还连续3次提出有关促进海峡两岸民间交往,敦促解决去台人员祖房被征收遗留问题的意见。在福建省委、省政府关心与福州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经多次协商,妥善处理了此项遗留问题,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从小生活在贫穷而闭塞的小镇,却走向了外边多彩的世界。他没想到自己能解决“怀特海德难题”,并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
1940年10月,刘应明降生于福州市西郊小镇洪山桥。他从小就生活在这贫穷而闭塞的小镇,4岁走进住家隔壁的学堂。虽然童蒙未开,但他也懵懵懂懂地跟了下来。两三年后,刘应明的学习成绩一路领先,并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刘应明从小家境贫寒,有一段时间常常吃不饱饭。少年时的清贫,对刘应明来说是一种难得的财富。不仅激励他刻苦攻读,而且使他以后生活遭遇挫折,身处逆境,却能泰然处之,而集中精力于学业。
最终,刘应明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洪山桥小学毕业,考入福州三中。家人对他年仅10岁就要离家在外寄宿很不放心,便安排他进了有邻居就读的格致中学。经过3年的刻苦学习,刘应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负有盛名的百年老校———福州一中高中部。在这里,他的数学天赋渐渐显露出来。他与几位同学组织了兴趣小组,参加当时《数学通讯》等刊物的问题征解活动。而他总是做得最好最快的一个。
有趣的是,刘应明对语文也情有独钟,兴趣甚至高过了数学,且记忆力惊人。因为他作文漂亮,高中时一直是班里的语文科代表,他曾梦想将来成为一名作家。直到他在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后,对文学的兴趣依然不减,而且广泛博览群书。也许是数学的解题更具挑战性吧,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数学。
北大燕园,湖光塔影,绿茵如织。刘应明在这个美丽而又具优良传统的校园生活了6年。名师教诲,学友砥砺,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做人上给了他很大的启迪。他除了上课,一有可能便进图书馆,博览各类图书,当然读的最多的还是数学书籍。这些都为他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初中到大学这十几年,刘应明完全是依靠人民助学金读完的。当时每月的中学助学金只有6元钱,“主要是用来做伙食费,剩下的钱就是用来理发什么的,理一次发才5分钱”,也看不上电影,更没有现在的卡拉OK、电脑游戏,“不过精神生活还挺丰富,每天早上6点就起来跑步,生活很有节奏”。寒暑假他几乎都在学校度过,因为留在这里还可以继续享受助学金。假期的校园寂静而又冷清,但他却从不感受到寂寞,遨游于书籍的海洋里,是他最快乐的时光。无论在床上,还是在路上,他的脑中常常盘绕着数学题解。
1963年,刘应明考取了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廖山涛教授的研究生。正在此时,北大冒出“学生集团事件”,他被牵连进去,受了一个不公平也不应该的处分。一场猝不及防的政治风波阻断了他的治学之路。恩师们也爱莫能助。带着处分的他被“下放”到地处西南的四川大学,在极左思潮中,被定为“四类干部”,被视为“牛鬼蛇神”。没想到,从此他把一辈子全搭在了这里,四川也就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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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应明:“中国的查德”(4)
一个人往往在理想破灭的时候容易沉沦。刚刚23岁,就已站在了冲击人类抽象思维的巅峰起跑线上的刘应明,心情极为沉重。然而,人的精神是否坚强,常常是在受到超乎寻常的压力时得到检验。
刘应明正是靠着他那超乎寻常的坚韧走过昨天走到今天的。起初,他被分配在科研处作杂务。几个月后,才担任了数学习题课的教学工作,开始教学生涯。当时,教学任务相当繁重,但刘应明认为这才是他最快乐的时光。可惜,就是这点快乐也常被各类政治运动所冲击,还要莫名其妙地受到许多批判。但刘应明不管别人怎么折腾,自己一如既往地进行数学研究。他说:“我才不管他们怎么批我,给我贴多少大字报呢!我只看我的数学书,思考数学问题,教好我的学生。”
正是这种超然心态,使刘应明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即使在“文革”的逆境中,他也常常躲到空的阁楼里面看他心爱的专业书。在学习与研究中,他惯用“逆向思维”。对概念、结论等常从正反角度加以推敲,特别讲究深透。刘应明根据世界著名数学家、费尔茨奖得主米洛尔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深入钻研,终于解决了拓扑学中有名的怀特海德(Whitehead)难题。可是这一辉煌成果,却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阻碍了其发表,竟沉睡了近15年!直到1980年才得以问世。尽管如此,这一研究仍受到国际同行们的关注。
刘应明专长于模糊数学与拓扑学。通俗地说,模糊数学就是在问题已知条件不充分、不精确、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