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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治理结构与行业监管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学术界对此已多有分析建言。我们觉得，既然当前开放民营银行已势在必然，目前就需要积极推进而非刻意推迟。而在实践中，除了周密专业考虑和严格规则确立，更重要的是掌握一条经则，即政府全力尽监管之责，但不再有形无形担保，让各类金融机构在市场上自行建立信用、充分竞争发展，建立起优胜劣ì？的约束机制。当前，有讨论认为政府可以为基层金融机构设立保险制度，并以美国为例强调其必要性。其实，此类保险引发道德风险几乎是必然，而对于市场制度正处于初生阶段的中国银行业来说，道德风险正是最大的成长障°？。所以，还是不搞这类保险为宜。当然，未来新制度的成长会有新的震荡，但如果监管到位，将震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会过于困难；而往昔的教训已经相当沉痛，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2002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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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银行信用
建立信用是知易行难，但要求民营企业在银行业的成长，唯此一途。
新疆德隆集团（下称“德隆”）进入银行业的消息是从2002年年底传出来的。其实，德隆进入的是中国银行系统中比较低层次的城市商业银行，不算甜饽饽。但因为是德隆，一个在资本市场上被认为“非常了得”的公司，又因为是银行，一种主要依赖于金融信用维系、期待保守稳健经营的行业，所以，格外触目。
德隆是民营企业，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过去是不可能的，现在显出已是大势所趋。虽然中国关于民营资本如何进入、如何监管，政策规制都还有待尽快完善，但做先行者，精神可嘉。在此同时，又有监管部门和业界人士有或明或暗的担忧，理由是中国银行业的监管失效时有发生，新的银监体系尚待发展完善，有民营资本大步（而且迂回）进入银行，会不会隐含着更多风险呢？
最快捷的反驳可以说这是对民营资本的不信任或说是歧视。但这一反驳可以同样快捷地被驳回——中国银行业监管的瓶颈和潜在的系统性风险都在那里，有识者都看得见。如果对中国的民间金融业成长真有关心，就不能陷入简单的驳难之中，而要作周全思考和系统性安排。金融体系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开放，是一项系统工程，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不过，有个大道理特别需要谈一谈，这就是金融业民营资本的信用建立。
众所周知，银行业是非常特殊的行业，因为其资产主要来自老百姓存款，依赖信用生存，一旦出现问题，往往会波及众生，形成所谓“外部性风险”。银行的信用就是其生命。关键是信用哪里来？有一种看法以为民营资本可走借助“政府信用”之路，想借此绕开市场检验的艰苦漫长过程。殊不知，借来的信用可能带来一时的实惠，但因为政府信用与具体企业的商业信用有本质的不同，恰如不匹配的异体移植，是绝不可能转化为民营企业自身信用的。走此偏途，则难以期待民企在银行业的成长壮大。
以民营资本之身，借助政府信用在银行业呼风唤雨，最后在风险弥漫之时消失于无形，此类教训在中国过去十多年改革中难以数计。在20世纪90年代最高峰时的5000多家城市信用社中，私人资本居多者不在少数，以信用社之名超范围经营银行业务的也不在少数。最终只有极个别得以幸存而且有发展，经因绝不在于民营资本本身无能，而在于众多城信社其实都是共同借助政府信用在生存，根本没有通过竞争优胜劣ì？，最终建立起自身的信用。信息不对称加上信用不对称，经营风险叠加道德风险，信用社们问题成堆之后，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金融混乱乃至支付危机。后来的结果是将城信社合并成城市商业银行，地方政府财政出资入股，地方政府直接经管、直接以信用支撑，最后是不可避免的财政赤字，甚至增加国家金融的系统性风险。
现在，在城市商业银行初步度过最困难时期后，新一轮增资扩股普遍展开，民营资本面临进入银行业的重大机会，无论如何不能重蹈覆辙。其实，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广信破产、粤海重组、海发行关闭等等一系列大事件发生，不仅民间而且国有金融机构早已在市场约束下意识到信用的区分，寻求建立自身独立的商业信用正是趋势。民营资本更应格外清醒。
还剩一个问题，如何建立信用。民营资本虽是整体概念，实为诸多各异的经济实体。整体上看，一时间也会出现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恰如中国企业、亚洲企业也是整体，可能在信心的层面互相影响波及。但谈建立信用而非借用信用，就是谈建立企业的商业信用，这其实没有姓“公”、姓“私”成分之别，但必须建立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靠市场竞争来检验。建立信用关乎企业长远，在金融业会格外地显现为一个长过程，而且很可能影响短期利益。从诚信经营到遵规守制，建立和维护信用的任务贯穿方方面面，但第一步即应从行为公开透明始。
建立信用也是知易行难，在中国金融监管框架尚待建立、金融领域制度扭曲大量存在的外部环境中更难。尽可以知难而退，若求民营资本在银行业成长，唯此一途。
…2003年第6期…
宏观调控与民营经济
不可借宏观调控复经审批制。正确的选择，应当在宏观调控之时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由市场的无形之手去解决项目的生死，让审批制退出经济活动。
酷夏已至，而前一阶段处于“过热”之中的中国经济终于显出些许凉意。在或许可以令人欣慰的经济指标面前，我们理解既定的宏观调控方针还会继续，同时也认为，一个市场上普遍担忧的问题应当引起高度关注——这就是谨防整个“调控”由于政策方式掌握不当，过分伤害民营经济。
宏观调控本来是一项着眼于总量的市场化举措，主要是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手段，尽量熨平经济波动，保持经济可持续地稳定发展。这对于经济整体，当然包括民营经济，正是有益无害的事情。令人遗憾的是，此轮应对过热，还是过多地采用了以审批和控制贷款为主要手段的行政性“调控”，执行过程中难免主观色彩过重，传统偏见作怪。特别是“调控”的重点，正包括一些国有企业长期盘踞的领域，如基础设施、能源与经材料的生产和加工，新进民营企业与传统国有企业产生竞争性冲突在所难免，而后者无疑对来自国家部门的“调控者”更具影响力。因此，强调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谨防对于那些没有政府背景的民营企业的不公平对待，就显得格外重要。
经济发展有周期，而中国经济改革“国退民进”的方针则应持续推进，不能因为宏观形势的变化而出现动摇。当然，目前很难通过确切的数据，看清此轮“调控”对民营经济造成的全方位影响。然而，业界可闻可见的忧虑与怨怼，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特别是一些“调控者”在以行政方式进行“调控”时，对于民营企业的运作模式和成本控制能力并不了解，其思路往往接近于计划时代，做出的结论难免主观武断。而一有决策不当，又很容易在更大范围内对民营经济的信心带来影响，其后果可能相当严重。
关于民营企业的种种误解，与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直接相关。2003年下半年来曾经有相当强烈的主张，称“中国经济并不过热”，因为此次投资高潮主要由民营经济所驱动，因此是有效率的。及至2004年春天以后过热之忧成为共识，“民营经济兴风作浪”又在一些官员中成为流行看法。其实，将宏观经济形势简单与所有制结构挂钩，对民营经济无论是褒是贬，都是缺乏依据的简单化做法，不仅容易在实践中造成偏差，还会导致民营企业对宏观调控本身的不解与反感。
经济学理论目前尚未给宏观经济过热以确切定义，但人们判断过热，缘何过热，主要看货币供给、固定投资和投资效率，而不是看所有制结构，却是可以肯定的。一般来说，民营经济采用预算硬约束，和仍然存在预算软约束的国有企业相比，其投资决策必是理性的，因此也更有效率。将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