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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过程，应当是中国体育文化价值体系重建的过程。其重心之一，就是冷静地看待金牌价值，让体育回归本位。我们仍然盼望中国在未来的国际比赛，尤其是在下届伦敦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仍然会为中国运动员的优异表现而欢呼。但金牌的意义大可不必夸大，更不能政治化。已经摒除了自卑感的中华民族，不需要用不断增长的金牌数字来证明自己。有此清醒认识，则中国竞技体育与全民体育携手、中国从“金牌大国”成为真正的体育强国，就是可以期待的。
…2008年第18期…
实事求是地对待民营企业
对在港上市的内地民营企业应当各有分析认知，有是则为是，有非则为非，具体企业具体对待。
2002年9月18日，香港主板上市的欧亚农业（0932—HK）因未及时披露敏感信息遭证监会停牌，引发了从主板到创业板的民企股小型股灾。当前香港市场种种分析，都在议论内地民营企业之种种是非，猜疑与怨怼同在。已上市与待上市的内地民营企业都感受到沉重的压力。
当此之时，应当强调实事求是地看待内地民营企业。在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如今已达到在港上市公司数的20％，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民营企业，对这些企业都应当各有分析认知，有是则为是，有非则为非，具体企业具体对待。
所谓民营企业，说到底就是私人企业，上市以后则是大股东为私人的公众公司。来自内地的“民企”，与香港市场上的所有的私人企业出身的公众公司，例如长经实业、和记黄埔等蓝筹股公司，在产权结构上没有本质的不同。既然一家香港“民企”不会仅仅因为自身遭到质疑，就将香港甚至世界所有“民企”带入灾难，何以内地“民企”在市场上总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甚至在股价暴跌之后还要整体遭受舆论的拷问？虽然波经浪涌、反复无常是资本市场的本性之一，我们仍然认为，因为不了解而以简单化、概念化的方式对待内地民营企业是显著的非理性态度，是很让人遗憾的。
当然，中国目前仍是国有经济为主的国家，民营企业在夹缝中生存，于艰难创业之中有自身的特长也有其局限，而且确实有不少中国民营企业的独有共性。但民企作为私人企业，终究是个人创造力的产物，其个体差异性要远大于共性。在海外投资者对中国民企缺乏了解的早期，以“P股概念”来提升民企地位或有必要，正可因取代昔日的“红筹股概念”速得追捧之效。但凡事有利则有弊，在以简单化办法获顺风车之利以后，民企不仅被赋予自身未必可及的过高期望之中，而且被视为共性远大于个性的整体。市场和企业本身最终都要为这种认知的错谬付出代价，年来一次又一次单个民企受质疑造成的民企“连坐效应”即是体现。现在，已经到了纠正往昔认知错谬的时候。
因为“连坐效应”的缘故，市场正以更严格的眼光审视内地民营企业。这种约束力的体现，对民企本身的发展成长是好事，有助于民企认真改进公司治理结构，增加透明度，形成看重股东价值的现代市场经济理念。但我们也想指出，当前许多分析直指民营企业存在的问题，其实并非企业本身所致，更多的还在于资本市场认知中国民企的支撑体系并不完备。需要改进者未必在内地民企一方。
例如，不少分析表示对民企业绩的怀疑，认为企业长期两位数成长可能性不大，还有更尖锐者指责民企以高边际收益、低市场盈率上市具有投机性，等等。这里且不说在中国现实经济环境中企业利润相当时期超常增长的理论可能性，只说民企已经公布的业绩本身，事实上并非由民企独自提供，早经过了国际资本市场认可的会计师审计认可，更同样得到国际认可的律师行和证券承销商支持与承认。较之过去对国际会计制度缺乏常识的民营企业家，后者在民企向资本市场公布的业绩中必然地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相信这些报表，首先在于相信中介机构的公正性；倘对报表产生怀疑并认为透明度、可靠性应有进一步改进，也应当在较大程度上关注中介机构的作用。因此，市场对中介机构的约束和监管、中介机构自身的改进与自律，至少应置于与内地民企同等重要的地位。美国在出现“安然事件”以后，把目光聚集在会计业和投资银行，更多地检讨现有体制和中介机构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在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视时也着眼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改进，就显示了从治本入手的实事求是的恰当态度。
在经历了20余年的改革之后，中国新生的民营企业目前已处于较往昔大为宽松的市场环境。其作为整体生机盎然却又千姿百态。以这样或那样的意识形态的方法来看待民企的阶段应当结束了。一味追风不当，三缄其口也不必，需要的只有实事求是。各方都应以此为经则行动起来，这关乎到市场的未来。
…2002年第18期…
民间金融、政府信用和道德风险
有讨论认为政府可以为基层金融机构设立保险制度，并以美国为例强调其必要性。我们觉得此类保险引发道德风险几乎是必然，对于市场制度正处于初生阶段的中国银行业来说，还是不搞这类保险为宜。
随着*十六大召开，学界与业界期盼已久的民营商业银行大有蓄势待发之状。其实，创办专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民营银行，其眼前必要性和长远意义都不难阐明，而决策层人士久久迟疑于此，恐怕主要不是由于意识形态的障°？，更多的还在于对金融风险的担忧。因此，研究已有的经验和教训就显得格外重要。
教训很多，例如本期封面文章所述的广州两家由私人企业控制的城市信用社如何高息揽储，并将信用社变成自己的提款机的事实，便十分触目惊心。简单地解读这类案例，联想这些年来中国金融业的一片片“雷区”，会有些人很自然地提出：私人办金融出大娄子在所难免，甚至在国有框架下分层办金融仍然危机丛生。无论如何，在现有监管水平下，银政还是难以分家，因此民营商业银行应当缓行。
不过，仔细研究中国金融业这些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以发现这种思路无法得到支持。结论正相反，中国往昔那种政府支持的金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至少在草根层，真正意义的民营银行是唯一出路。
在这起总额达150亿元的非法吸储案中，我们就看到，虽然广州市商业银行两家支行及其前身城市信用社系属私人控股并实际控制，但并非真正的民营银行。因为其一直在公开顺利地使用“政府信用”。前往加入高息存储行列的客户们，根本无须考察自己存入巨额款项是否可靠，政府正是不自觉的担保人。据本刊记者调查所知，中国的城市信用社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多达5000余家，其中不少为私人控制所有，而且早已脱离合作金融轨道成为小型银行，但这些私人金融机构一方面没有得到正面对待和明确认可（恰如穗丰、汇商为私人控制之鲜为人知），另一方面又时时处于政府特殊呵护之下。随着资产质量一天天下降，城市信用社却由单个信用社“联社”而联成“城市商业银行”，实践中政府信用的光彩越发夺目。很显然，由于如此扭曲的制度安排而最终爆出惊天大案，损失惨重，根源实在不在于民营本身，而在于所谓的“民营”并不真实不确凿，在于官商结合两位一体引致的道德风险。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出现所谓“层层办金融”，后来演化出某种金融混乱局面。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大批基层金融机构出现严重问题，甚至出现支付危机。治理这种混乱代价沉重，例如，广东曾关闭了2000多家基层金融机构，广东省政府和广东发展银行共计贷款380亿元，用以兑付信托公司和所属证券部、城市信用社、农村金融合作会遗留下的“窟窿”。
其中一些由私人控制的金融机构在此过程中暴露出大量问题，但也不该否认，上一波金融混乱中的“肇事主体”多为政府主持下的金融机构，其中问题最严重者正是国有金融机构。相较之下，倒是一些公开以民营身份出现、并不依靠政府信用贴金的民营金融机构处于更刚性的市场约束之中，大浪淘沙之后，有一些基层金融组织艰难地但也比较健康地成长起来。把已有的金融业的混乱局面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