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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盐务署的外籍雇员从来没有超过 ４０ 至 ５０ 名（１９１７ 年为 ４１ 人，
１９２２ 年为 ５９ 人，１９２５ 年当中国雇员共有 ５３６３ 人时为 ４１ 人），而在民国初
期，在海关工作的外国人就超过了 １３００ 人。②与海关不同，大批的中国工作
人员不受外籍会办的控制。也许有十几名外国人担任北京外籍会办手下的行
政人员，余下的人则在几个产盐区担任审计、经理、协理、或帮办。由于他
们及与其地位相当的中国同僚所检查和审计的，不是一种对外贸易，而是中
国国内的商业和财政制度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同僚不大可能降低到
海关监督那种基本上是多余的地位。外籍工作人员并不深入迷宫般的盐务网
络的基层，这与以外国援助进行改革的盐务署的中国人员正好相反。就海关
而言，外国人既是被管理和抽税的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又是管理者和征税人，
１９２８ 年以前还是支付贷款和赔款的大量税款的最后接受人。但是盐务方面的
外国的具体利益，只限于保证把收入按时付给外国财团的银行。到 １９１７ 年 ７
① 关于丁恩进行的一些改革，见 S。A。M。阿谢德：《中国盐务的现代化：1900—1920 年》。
② 日本外务省：《中国雇聘外国人人名录》。
月，关税收入已经增长到能够支付善后贷款以及以前以关税为担保的贷款。
从此，偿还善后贷款与盐务署中外国人的存在只有间接的联系了。
盐务会办是一个英国人，外籍工作人员中几乎一半也是英国国民，这些
事实加强了英国在北京和长江流域的影响。（在稽核所的外国人中，日本人
的人数仅次于英国人。）两名总办对“盐余”——即超过善后借款分期支付
数的盐税——的控制，是根据借款协定的条款进行的，这些条款要求全部收
入一并存入外国银行，“非有总、会办会同签字之凭证，则不能提用”。这
使丁恩在北京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条件是地方当局和军事将领要继续汇来
大量盐税。１９２２ 年以后，所报的盐税总额和中央政府所收的份额都急剧地减
少了。当关税收入仍实行中央集权制时（甚至在军阀统治的鼎盛时期也是如
此），中外共同负责的稽核所没有、也不打算阻止各省扣押盐税收入。丁恩
的后任是甘溥和韦礼敦两人：前者也是前北印度盐税专员，于 １９１８ 年起任会
办；后者原为英国外交官，长期在华任职，从 １９２３ 年起任会办；他们两人的
影响必然比丁恩的影响小得多。把前海关官员、俄国人葛诺发安置在监督善
后借款支出的审计部门负责，把德国人朗普安置在一个涉及未来中国政府借
款的部门担任领导工作，这对他们代表的两国政府没有带来什么利益：葛诺
发只被告知中国人让他知道的事，朗普从来没有被请示过。
经济利益
外国在中国的存在是一清二楚的，但是其中隐藏着一件怪事。在民国初
期，外国商号、投资、贷款和人员在中国经济现代部类的重要部分中，占支
配地位。但是，现代部类虽然在同时代的史料和追溯性的研究中，有突出的
记载，它仍是中国经济的一小部分。外国和中国的现代企业都稳步发展，但
在 １９４９ 年前都不显得很大。晚至 １９３３ 年，国内总产值的 ６３—６５％来自农业，
完全没有外国的参与。南满铁路公司在满洲经营一批试验农场，但是在中国
的任何地方都没有生产主要出口农产品（茶叶、丝、植物油和油制品、蛋制
品、皮革和皮制品以及猪鬃）的外资种植园，更不用说生产大米、小麦、蔬
菜和棉花等主要作物的这类种植园了。手工业生产也没有外国人参与，在
１９３３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７％，而同时期外国份额相当大的现代工业占 ２．２
％。帆船、大车、兽力和人力运输工具的交通，为现代运输部门的三倍（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 ４％），而在现代交通部类中，外国拥有或经营的铁路和外
国轮船又显得非常突出。中国的对外贸易，甚至它的港口间的贸易，主要通
过外国船只进行，但是对外贸易总额，肯定从未超过（也可能从未达到）国
内生产总值的 １０％。不妨假设，如果全部外国拥有、控制、经营的或受外国
影响的企业在 １９１５ 年已经被国有化，欠外国债主的一切公私债务都被取消，
那么产生的可以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妨再这样假设）的“剩余”，如与
占国内净生产总值 ３７％的潜在剩余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后一个数字是卡
尔？里斯金根据 １９４９ 年以后经过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可以取得的剩余计算出
来的。①
但是，外国的工商业者及其资本依然是存在的。现在我们不妨观察一下
他们采取的形式和施加的影响。②
贸易
１８３２ 年就有的怡和洋行和 １８６７ 年在上海开始营业的太古洋行，是最有
名的两家英国商行。不像许多“中国的老字号大店铺”，两者都经受住了 １９
世纪 ７０ 和 ８０ 年代的激烈变化，在这段时期，商人自行进口在市场销售的做
法被“委托商”所代替。怡和的总行设在香港，其分支行则分设在各大港口。
除了它的总的对外贸易部门和许多代理商号外，怡和洋行还控制着怡和轮船
公司（它拥有的 ４１ 艘轮船是沿海和长江的主要力量）和庞大的怡和洋行货
栈。它还在上海经营一家大棉纺厂（怡和纺织公司）和一家缫丝厂；代理俄
国外贸银行、有利银行以及许多海运和火灾保险公司及几家航运公司；并与
汇丰银行有密切联系。太古洋行稍小一些，但它除了在上海设总行外，还在
其他 １４ 个港口设有分行。它经营太古轮船公司，在长江和沿海有 ６０ 多艘轮
船；在香港经营太占制糖公司及太古码头和工程机械公司；还有许多经营航
运和保险业的代理机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２００ 多家欧洲保险公司由
上海的商号代理业务。）仁记洋行也是在华的一家英国老洋行，在更早时期，
在广州、福州、天津和长江几个港口设有分行。但在 ２０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① 卡尔？里斯金：《现代中国的剩余和停滞》，载德怀特？H。珀金斯。《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
49—84 页。
② 以下所引的统计资料主要取自以下的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侯继明：
《1840—1937 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 年》。
它在上海、香港和福州只有办事处。它主要经营茶丝出口，经办设有许多代
理机构的一般委托业务、上海的房地产交易以及航运和保险业的代理机构。
老公茂洋行成立于 １８７５ 年，是最早几家只作为“委托商”经营业务的商行之
一，进口由中国商人按契约方式购买的货物。它还在上海经营老公茂纺织公
司。还可以继续列举，例如，天祥洋行出口茶叶，进口成匹棉布，经营航运
和保险业务，等等；但是还应指出，在民国初期英国商人面临日益增加的德、
日竞争。
１８５６ 年起设在上海的兴成洋行，是上海最老的德国洋行，在香港、广州、
汉口、天津和青岛设有办事处。它是著名的工程公司和提供工厂和铁路成套
设备的承包商，还因它的保险代理机构以及它的广泛的进出口业务而广为人
知。礼和洋行在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已经开始营业，也许是最大的德国洋行。它
是航运代理商，经营扬子码头公司，出口羊毛、草帽缏、蛋制品和猪鬃，尤
以进口德国重型机械、铁路和采矿设备（例如为汉冶萍钢铁公司和它的萍乡
矿局进口）以及兵器（它是克虏伯兵工厂在华的唯一代理商）最为闻名。它
设在上海九江路的总办事处是 １９０８ 年公共租界中最大的建筑。在香港和六个
条约港口设有分支机构。第三个重要的德国商行是美最时洋行，它于 １８６６
年在香港开业，１８７７ 年在上海设办事处。它是北德劳埃德公司在华的代理
商，经营长江的河航和上海的张家浜货栈。
日本最大的商行三井物产会社在华的分支机构，设在上海和其他 １０ 个地
方。除了代表日本主要制造厂和保险公司外，三井还代理几个著名的英国、
欧洲和美洲商行的业务。它开办自己的轮船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