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ｅ．其他
５３＋＋
６．３ １５８II＋＋ １６．８ ２１７＋＋ ２０．２ １７８＋＋ １５．２
＊除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 年外，包括征税费用；不包括现金余额。
＋印花税、省级汇款，政府企业利润，杂项。
≠６２０４ 万元＝各省征收的国税和直接支付的军费。
§u20027X要从盐税中转给各省。
Ⅱ中央银行资本，２０００ 万元，１９２８—１９２９ 年；７４００ 万元，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
‖政府企业收入，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６１００ 万元；１９３５—１９３６ 年，６７００ 万
元；主要来自铁路，包括军事运输的价值。
＊＊包括 ７８００ 万元的各种内部转帐。
＋＋包括“建设费”，１９３３—１９３４ 年，７００ 万元；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２６００
万元；１９３５—１９３６ 年，８８００ 万元；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年，５４００ 万元；其中一部分
可能投资于军需工业。
资料来源：财政部长的年度报告，见 Ｐ．Ｔ．陈：《财政》，《中国年鉴，
１９３５—１９３６ 年》，第 １１９２—１２３７ 页；《中国年鉴，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年》，第 ５８７
—５８８ 页；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财政和经济记录》，
第 ４３３—４４０ 页。
从停滞中走出来。①到 １９３７ 年为止所得到的不大的收获，由于此后 １２ 年的战
争和内战，由于政府对这些年中国人民作出的牺牲没有稍微作些补偿而烟消
云散。
表 ２０ 列出南京政府 １９２８—１９３７ 年间九个财政年度的主要收入和支出。
省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在 １９３８ 年以前数量仍然很大，以后在战争时期，与中央
的支出相比急剧下降。但即使把省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加在中央政府的支出
上，总数也仅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个很小的比例，在 １９３１—１９３６ 年期
间，仅占 ３．２—６％。美国可以比较的数字是 １９２９ 年占 ８．２％，１９３３ 年占 １４．３
％，１９４１ 年占 １９．７％。②就国民收入而论，中国中央政府的支出为数很小，
这既反映了国家税收基础的狭窄，也反映了经济的现代部分的有限规模，这
个部分实际上被要求承担国民政府税收的最大负担。
１９２９ 年初，国民党政府实行某种程度的财政控制，除海关外，仅在浙江、
江苏、安徽、江西、河南五省实行。这种局面后来有所改进，但中央政府在
１９３７ 年以前从未达到对华北、西北和西南的完全支配。当然，全面战争爆发
后不久，政府主要依靠的沿海和长江流域各省就沦入了日本人之手。
在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举行的划分中央和地方税收的全国财政会议上，中央政府
正式把田赋让给各省，这在当时与其说是一种政策，目的在于改进从北京政
权继承下来的公认是混乱的财政管理，不如说是南京政府对政治现实的一种
承认。它意味着，为了报答空泛的政治支持，中国的中央政府放弃对一部分
经济的任何财政要求，这一部分经济产生国民收入的 ６５％。也放弃了对一种
不公平的田赋制度进行彻底检查的任何尝试，在这种制度下，有错误的土地
① 扬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 年：财政和经济记录》，提供了全面说明。道格拉斯？S。帕俄：
《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国政府财政》（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1950 年）；《南京时期的中国国家支出》，
见《远东季刊》，12。1（1952 年 11 月），第 3—26 页；《国民党与经济停滞》，见《亚洲研究杂志》，16。2
（1957 年 2 月），第 213—220 页，不如扬格乐观。
② 美国人口调查局：《美国的历史统计资料，1789—1945 年》，第 12 页。
记录和腐败的官吏使富人能够逃避公平的负担。结果是一大部分潜在的农业
税收被截留，社会不能将它用于公共福利。
１９４１ 年，在战争的压力下，在未被占领地区，中央政府从各省手中收回
了田赋的管理权，为了补偿地方政府在税收上的损失，答应给它们现金补助。
田赋征实和随之而来的粮食征借，在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年和 １９４３—１９４４ 年分别为
中央政府提供了总收入的 １１．８％和 ４．２％，但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央政府的
农业土地税收很快下降。战时的田赋征实确实使中央政府对粮食供应有了它
所追求的更大程度的控制，同时由于减少了政府向军队、公务人员和城市工
人供应粮食的直接开支，田赋征实还相当大地抑制了战时纸币发行的增长速
度。不过，在实行这个政策时并没有对旧的田赋制度的不公平作任何纠正，
当国内其他阶层大都被免除或能够避免类似的直接税时，个体小农却增加了
新的不公平的负担。①
几乎跟所有的“不发达”国家一样——明治时期的日本和 １９４９ 年后的中
国是主要的例外——战前的南京政府的收入主要依靠间接税。三项最重要的
税收是关税（关税自主权收回后，收入迅速增加）、盐税和货物税。如表 ２０
所示，在这三项下的收入，占仍不稳定的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 财政年度总收支的 ５５．７
％。在此后八年中，这个比例在最高 ８１．９％（１９３２—１９３３ 年）和最低 ５６．６
％（１９３５—１９３６ 年）之间变动，平均数为 ７１．４％。平衡来自各种杂税、政府
企业的收入，而最重要的是来自借款。到 １９３６ 年 １０ 月才进行引进所得税的
初步工作。１９３７ 年战争爆发，阻碍了这个计划；所得税、遗产税和战时过分
利得税加起来从未超过政府总收入的 １％或 ２％。给少数人，包括政府“知内
情者”在内带来巨大利益的投机商业和财务交易，在战争和内战期间从未真
正对之课税。战前国民党的财政政策主要依靠递减的间接税，尽管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９ 年的收入中来自税收的愈来愈少，但间接税仍然占优势。
在战争爆发前，外国借款在国民党政府的财政中数字不很大。几笔比较
小的借款是 ３０ 年代借的，其中包括总数为 ２６００ 万美元的两笔美国商品借款，
和为修建铁路借的一些钱。战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美国（经济合作
署）的援助基金（当然不是借款）主要用于弥补中国巨大的贸易赤字，但没
有适当的计划或控制，对经济无甚裨益。１９３７ 至 １９４５ 年间实际利用战时信
贷和租借法案合计约 ２１．５ 亿美元（美国 １８．５４ 亿；苏联 １．７３ 亿；英国 １．１１
亿；法国 ０．１２ 亿）。这些钱部分以军需品和劳务的形式接受，部分则在战时
和战后时期跟政府积累的外汇（主要通过美国战时以高汇率购买当地货币得
到）一起，在徒劳地企图维持法币的对外价值中浪费掉了。①总之，外国信贷
和援助帮助国民党政府度过了战争；但对战前或战后的经济发展毫无贡献。
表 ２０ 所示每年收入与支出之间的赤字，主要靠在国内举债来弥补，事实
上在 １９３１—１９３２ 年度以后，内债每年都超过赤字本身，因为有些收入在各种
帐目中是作为现金余额拥有的。在 １９２７—１９３５ 年间，南京政府财政部发行了
３８ 种内债，票面价值 １６．３４ 亿元。①这种“一般用途”的举债之所以成为必
要，主要是由于政府大量的军费开支。起因于政治上无能为力，不能“打破
① 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 年》，第 64—65 页；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 140—144
页。
① 扬格：《中国与援助之手，1937—1945 年》，第 440—442 页。
①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 370—375 页；扬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459—468 页。
饭碗”，裁减中央和各省的军队；与共产党占据的苏区的战争费用增加；以
及 １９３１ 年后面临日本即将入侵，蒋介石军队需要现代化。
１９３１ 和 １９３２ 年令人忧虑的政治与经济形势严重地影响了上海的债券市
场。例如，财政部发行的以关税作担保的债券下跌，从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的 ６２．９０
元跌到 １２ 月的 ２６．６０ 元。预定在 １９３２ 年 １ 月偿还的内债约 ２ 亿元，是 １９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