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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传芳的支持下，１９１９—１９２０ 年间被排斥在外的老亲日派又恢复力量，重
新出现。为了对这一不公正的选举表示抗议，前任会长虞洽卿离沪赴日本，
１５０ 名会员拒绝参加投票。他们的弃权反倒帮助一个清一色的、但代表性不
大的董事会取得权力。银行家傅筱庵（宗耀）在执行任务中碰到麻烦，人们
对他担任这一职务是否适当一直有争议。①商会核心里的多数人就这样被击
败，它被迫从根本上重新调整政治方向。虞洽卿担任商会会长的时期（１９２４
—１９２６ 年）恰巧和内战开始及大军云集江浙两省同时，他曾想方设法使上海
及其附近地区维持中立，让聚集在市内和江南制造局成为难民的败兵撤退。
他同样努力推进淞沪特区的建立，打算使之成为自治市，摆脱省政府的控制。
②虞洽卿信守本地精英的思想与做法，他的行动受到上海人，也受到北京政府
的欢迎。
孙传芳急于恢复对上海和它的财源的控制，在 １９２６ 年提出了他自己特殊
的大上海市计划。他把这个计划交给胡适的一位朋友地质学家丁文江去组织
实施，但一开始他即限制它的管辖权限，将其置于省政府之下。③商界的一个
大派系反对这一政策，他们聚集在虞洽卿周围，开始鼓动自治。这一运动在
１９２６ 年秋变得特别强大。④但自此以后孙传芳得到了商会的支持。商会不反
对重开江南制造局，会长傅筱庵还将他担任董事的招商局的轮船提供给孙传
① 宋子文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中央银行成立于 1928 年——译者。
① 《中国商会的权力与政治》，《密勒氏评论报》，1926 年 7 月 24 日，第 190 页；《密勒氏评论报》，
1926 年 7 月 17 日，第 176 页。
② 《北华捷报》，1925 年 3 月 21 日，第 478 页；1925 年 4 月 25 日，第 140 页；1925 年 6 月 13 日，第 409
页。蒋慎吾：《上海市政机关变迁史略》，载《上海资料研究》，1926 年第 1 版，第 78—82 页。
③ 《北华捷报》，1926 年 5 月 8 日，第 252 页。
④ 《向导周报》，177（1926 年），第 1832 页。
芳运送军队。⑤但是，１９２７ 年 ２ 月 １７ 日起义者的罢工虽然被孙传芳的军警野
蛮而有效地镇压下去了，却仍不足以将资产阶级吸引到他这一边来，因为此
时他在战场上败局已定。
１９２７ 年 ３ 月尾 ４ 月初和蒋介石结成联盟、帮助他在上海取得权力的，并
不是资产阶级的右翼，而是资产阶级中最拥护民族主义，最现代化，在一定
程度上最民主的分子。
如同 １９２４ 年在广州，１９２７ 年春上海革命形势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结构
的普遍重新组合。２０ 年代初原有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继续为争取工部局中的华
人代表权、废除会审公廨和反对军阀的侵犯而斗争。但是它在政治棋局中的
地位已经完全改变了。在一群买办影响下民族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这种套话
的后面，隐藏着另外一种现实：由于社会－政治紧张关系的全面变化改变了资
产阶级与其他集团及政治人物的关系，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已经变质为保守
主义了。这种保守主义似乎很像卡尔？曼海姆所下定义的那一种：基本上是
作为对进步政见的自觉否定而存在的一种动态运动。①
研究一下 １９２７ 年春商界各种组织内发生的改组与重新站队现象，即可证
实上述的分析是正确的。１９２６ 年改选后产生的总商会失去了领导地位，让位
于虞洽卿倡导建立的商业联合会。正是这个联合会在 ３ 月 ２６ 日蒋介石到达上
海之际和他取得联系，并立即按照他为恢复秩序而索取的代价向他提供了
３００ 万元的贷款：换句话说，让他去摧毁共产党工会的力量。这个联合会是
上海各主要商业组织的政治代言人，它在团结一致的坚实基础上同时又加入
了沪商协会。这个沪商协会也和所有 １９２６ 年建立的官方的或地下的商人协会
一样，是隶属于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建立的商民部的一个国民
党组织。在 １９２７ 年 ３ 月 ２０ 日沪商协会公开以前，人们对它知道得很少。但
它好像和马路联合会的关系很密切，在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发生的事件中，为了加速
沪商协会的发展，它就将马路联合会的各个分会接收过来了。①这就不难看出
为蒋介石起家而建立的商业联合会与马路联合会的融合与混合，后者从五四
运动时期出现时起，就被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是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与资产阶级合作得到大多数商业团体的支持，因而对蒋介石是至关重要
的。商人拒绝参加 ３ 月 ２９ 日在共产党工会领导下成立的临时市政府，从而成
功地使工人组织的政治主动性陷于瘫痪。②借给蒋介石的钱使他能招募卫队，
他们大多数是青帮分子，于 ４ 月 １２ 日晨攻击工人纠察队并将他们解除武装。
本来是合作的关系，几乎马上就变成了从属与被剥削的关系。４ 月 １２ 日
的政变刚一结束，蒋介石马上就又勒索了 ７００ 万元，强行借贷 ３０００ 万元，他
不放过任何敲诈勒索的机会，在商人中引起了恐慌。③和任何省商会头面人物
被雇佣军头子们勒索时一样，上海资产阶级也一筹莫展。在这一事件中，店
主和金融家们在拿枪杆子的人面前所固有的弱点，因内部分裂引起的分歧而
⑤ 《北华捷报》，1926 年 11 月 20 日。
① 卡尔？曼海姆：《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论文集》，第 2 章。
① 约瑟夫？费尤史密斯：《商人联合会与国民党在上海的统治的建立》，（向 1978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2
日亚洲研究学会芝加哥年会提交的论文）。
② 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修定版第 2 次印刷，第 166 页。
③ 小帕克斯？科布尔：《国民党政权和上海资本家，1927—1929 年》，《中国季刊》，77（1979 年 3 月），
第 1—24 页。
更加重了。商会已经失去了以前所拥有的政治威信。蒋介石和这些组织一个
一个地分别谈判，使它们不可能进行什么反抗而逐个被吸收进国民党的机构
中。另一方面，蒋介石在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下半月对资产阶级的压迫，却又好像是
资产阶级内部派系自相火并的继续。向傅筱庵发出了逮捕令，没收了他的大
部分货物，取消了他当选的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职务并将总商会置于管制之
下，这一切都令虞洽卿和他的朋友们感到很满意。这一派在 １９２６ 年被剥夺了
对商会的领导权，１９２７ 年 ４ 月底，当他们当中的三人虞洽卿、王震（一亭）
和冯小山（培熺）奉命参加负责监督商会活动的政府委员会时，又重新控制
了商会。
以前每当政府滥用职权时，资产阶级总是极力加以谴责并起而斗争，这
次他们却没有反抗，因为这一次符合他们中最大一个派别的利益。１９２７ 年，
资产阶级不只是背叛了无产阶级，也背叛了它自己。资产阶级由于交出了全
部政治自主权，很容易受到他们自己帮助复兴的国家权力的打击。
官僚主义的恢复与资产阶级的衰落，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
长期以来，南京政府治下的十年（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
极盛时期。３０ 年代的观察家和新闻工作者同意的这一论点，也为研究这一时
期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接受。迟至 １９７５ 年，琼？切斯诺还写道：它的（国民
党的）权力是建立在保守的管理人阶级和亲西方的企业家阶级的联盟基础之
上。①按照这种理解，商业资产阶级，特别是上海的资本家，和地主是这一政
权的主要支持者和受益者。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学家们一般采用相似的解释。②他们在修辞上谨慎地满
足于谴责买办和官僚资本家，但是事实上很清楚，整个资产阶级都被牵连进
了所假定的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在共产党的历史学家眼里，的确，正是对
这一政权的支持，赋予了这个或那个企业家以买办或官僚的特性。谁也不知
道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不可思议地从政治和经济
舞台上消失了。
最近的研究①已经开始重新考察国民党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个困难
的问题。这种修正后的论点的极端形式认为，“城市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