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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纱锭和 ９１．１％的织机设置在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
上海、天津、青岛三个城市占纱锭的 ６７．７％和织机的 ７１．９％。）虽则有某种
程度的地理分散，例如 ３０ 年代的纱锭（１９１８ 年，纱锭总数的 ６１．８％设置在上
海；１９３２ 年是 ５５．４％；１９３５ 年是 ５１．１％），但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内
地省份几乎依旧不知道现代工厂工业为何物。
２．地理上集中的一个原因，是外资工厂在制造业部门占有很大的份额。
外国工厂被限制在条约口岸。从 １９３１ 至 １９４５ 年间，满洲的经济与其他部分
的中国经济没有联系，但恰恰是在满洲而不是别的地方，现代中国经历了一
定程度的“经济发展”，包括建立一个真正的重工业基地。虽然外资工厂在
战前中国制造业中的突出地位是一切资料都承认的，但根据它们在总产量中
所占的份额来估计它们究竟有多么重要时，差异却很大。刘大中和叶孔嘉把
刘大钧的调查数据和别的资料结合起来，提出了 １９３３ 年在中国本土和满洲的
华资和外资工厂的总产值和工人数目（表 ９）。
表 ９ 华资工厂和外资工厂的产量和工人数，１９３３ 年
中国本土
中国人拥有
外国人拥有
满洲
总计
资料来源：表 ４
总产值
（百万元）
１７７１．４
４９７．４
３７６．７
—
２６４５．５
％
６６．９
１８．８
１４．３
—
１００．０
工人数
（千人）
７８３．２
１６３．１
１２９．５
—
１０７５．８
％
７２．８
１５．２
１２．０
—
１００．０
在中国本土，华资公司占工厂工业产量的 ７８％。比起中国制造工业资本
构成中的华资份额来，这是一个实际上较高的比例，根据一种相当粗略的估
计，在 ３０ 年代，外资资本份额仅占总数的 ３７％。①问题出在中国的工业外资
的重要性是用产量份额来衡量好呢，还是用与华资相比较的外资的相对份量
来衡量好。过分注意资本构成容易导致夸大外资工业的重要性。定资本额之
难是出了名的，而且它轻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人拥有的工业主要是轻工
业，资本的不可分性问题极小而劳动力可以代替资本
表 １０ 中国和外国＋公司在几种工业的总产量中所占百分数
①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通论》，第 170 页。
煤＊
棉纱
棉布
烟卷
电力
火柴
中国 外国 中国 外国 中国 外国 中国 外国 中国 外国 中国 外国
１９１３ ７．０ ９３．０
１９１９ ２４．４ ７５．６ ５７
１９２３ ２１．１ ７８．９ ６７
１９２８ ２２．０ ７８．０ ６２
１９３３ １６．７ ８３．３ ７１
４３
３３
３８
２９
４１
５０
４４
３９
５９
５０
５６
６１
４３
５７
２３
３７
７７
６３
８９
１１
１９３４ ３４．３ ６５．７ ７１
＊仅指“现代”煤矿
２９
３６
６４
４２ ≠ ５８ ≠ ４５
５５
８９ ≠ １１ ≠
＋外国拥有或外国投资／控制
≠１９３５ 年
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１２４、１３０—
１３Ｉ 页；雷诺兹：《贸易和外资对工业化的影响》，第 ２１６、２２１ 页；陈真等
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２，第 ９７１ 页。
的程度却很大。换句话说，它肯定在华资和外资工厂里呈现出同样的资本产
出比率。对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制造工业几个分支中外国企业的产量份额，表
１０ 有所指示。（关于 １９３３ 年，又见表 ３。）这里包括了煤矿业的数据；除了
条约口岸的集中问题外，这里说的有关工厂的话，一般也适用于矿业。
３．不包括满洲在内的中国工厂工业主要是消费品工业。１９３３ 年，生产资
料占工厂净增值的 ２５％。用产值衡量，最大的工业是棉纺、面粉、卷烟和榨
油工业。在刘大钧调查的 ２４３５ 家华资工厂中，５０％从事纺织和食品制作。这
１２１１ 家工厂合起来，占全部华资工厂产值的 ７６％，就业的 ７１％，动力设备
的 ６０％，资本投入的 ５８％。
４．工厂平均规模很小，在相同的工业中，华资公司一般比外资公司更小，
但与明治时期的日本工厂或其他国家早期的工业经历相比，则不算很小。刘
大钧调查的 ２４３５ 家工厂的资本总数为 ４．０６ 亿元，平均 １６６０００ 元，或按现行
汇率计算约 ５００００ 美元。这些工厂拥有动力的总功率为 ５０７３００ 匹马力，或每
家工厂约 ２００ 匹马力。每家工厂工人的平均数为 ２０２ 名。
５．对于华资工厂，甚至那些设置在条约口岸的，我们可以说，它们所处
的社会条件这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传统的”，这严重地冲击着“现代的”
事实，即它们使用机械动力和复杂的机器。在刘大钧调查的 ２４３５ 家工厂中，
只有 ６１２ 家是作为合股公司组织起来的。缺乏一个发展得很好的转让股票的
市场，这促成股东和管理部门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股东对
短期利润的要求常常与通过再投资扩大企业和使其现代化的长远目标相矛
盾。像保证股息这样一些做法往往迫使公司为了获得营运资金而借高利贷。
为现代工业提供资金，这在中华民国从来是不充分的。投资于田地和城市房
地产继续具有吸引力；除此以外，在较近的时期还对商品、外汇和政府债券
进行投机。下面我们将看到政府的财政政策是怎样有助于将资金从生产投资
上转移走的。
缺乏合格的管理部门。１９３１ 年，在 ８２ 家纱厂的 ４０００ 名技术人员中，只
有 ５００ 名接受过正规训练。较高级的管理部门同官督商办时期（见第 １１ 卷）
的管理部门没有多大差别。像成本会记这样一些方法很少被采用：廉价土地
上的两层楼工厂建筑并不罕见，折旧提成和设备维修的不足几乎人人都注意
到了。不过，这种情况从来是工业化初期的特点，世界上到处一样，中国的
情况并不特别坏，比如说，同 ５０ 年前美国的纺织工业相比。
中国工厂的工头喜欢保持一种“长衫客”的派头，不屑于做卑下的工作，
而把真正监督工人的工作留给技术上无能的监工，他们往往也是“承包人”。
通过与童工的父母达成协议等方式招工。虽然到 １９３３ 年已有 １００ 多万工厂工
人，但总的说不是一支熟练的、稳定的、有纪律的劳动力。部门的变化可能
相当大，像日本那样。什么地方重视经验，经验就得到报酬。高度熟练的男
性工人得到好的报酬和好的训练，倾向于只跟一个雇主。不过，在占优势的
纺织工业，经验并不特别重要，除非是机修工。许多工人保持着同农村的联
系，他们离开那里是出于无奈，想用工厂工资补充少得可怜的农业收入。对
年轻妇女和儿童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在劳动力中占一个很高的比例。在刘大
钧调查的 ２４３５ 家工厂的 ４９３２５７ 名工人中，有男工 ２０２７６２ 名，女工 ２４３４３５
名，１６ 岁以下的童工 ４７０６０ 名；在纺织工业，相应的数字是 ８４７６７、１８７８４７
和 ２９７５８。由于这支劳动力不是完全终身委身于一个工厂，由于从农民中可
以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工人，因此，用国际标准衡量，工业工资低而工作时
间长。１９３７ 年之前，中国纱厂典型的运转是两个 １２ 小时的工作班；日本人
拥有的纱厂普遍采用 １１ 小时的工作班。不过，用中国农村的标准衡量，城市
工人的实际收入还是高的，这是持续地向城市迁移的一个因素。在资本昂贵
和劳动力便宜的地方，生产“合理化”在一些中国公司是采取压低工资和延
长工作时间的办法加强使用劳动力。普遍的低工资率使高人工周转率永久存
在，使工人不愿割断与农村的联系，因为当工业减退时，农村继续为他提供
庇护所。这又加强了雇主的信念，认为工人能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