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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的数字而不是我自己的，因为它们是对 1875—1931 年整个时期的一个从方法论上说是一致的估计的一
部分。
经线和手工纺的纬线，直到 ２０ 年代国内纱厂大大发展起来才不用手工纺的纬
线。在供应方面，手工织布的幸存和增长，可归因于它在 １９４９ 年以前的中国
家庭农场生产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作用。关键是有可用的“剩余”劳动力。特
别是家庭劳动力，他们要在任何情况下生存下去；跟工厂劳动力不同，即使
他们的边际产品在生存费用以下，也照样从事手工业活动。就是说，家庭手
工业几乎能在任何价格上与工厂工业竞争，只要现代公司必须付给它的工人
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而手工业工人在挣得收入上没有选择的余地。农
村家庭争取最大限度的收入，根据他们对各种各样农村副业的相对利益的估
计而决定进入或离开某一副业，这也部分地说明了个别手工业变化无常的命
运。在 ２０ 世纪，随着经过改进的木织机、铁齿轮织机和提花机的传播，手工
织布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与手工纺纱相比，劳动生产率可能高出许多。廉
价的进口纱和国产的精纺纱使得手工纺纱与其他有关副业相比，愈来愈无利
可图。机器精纺纱的近便和廉价、机器产品的榜样、织布比纺纱有利，这些
因素加起来导致农村家庭转入织布。在一些手工织布中心如河北的定县、宝
坻和高阳，山东的潍县，在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的不同时期都曾经“繁荣”过，
天津、青岛和上海的纱厂向数量很大的农民家庭供应棉纱，有时候，纺织商
人向他们提供织布机，并承购他们的产品，将它们分销到整个华北和满洲。①
许多始于 ３０ 年代，即始于战前学术成就短暂全盛时期的质量比较好的中
国农村现场调查，对于我们得知手工业在 ２０ 世纪的命运的情况是很重要的。
在将近 ２０ 年的政治分裂之后，这被看成是一个有希望的时期，当时的中国终
于开始走上曾给西方和日本带来财富和力量的现代经济发展的征途。中国的
经济学家和农村社会学家，甚至大多数持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以给人深
刻印象的一致程度，像分析经济制度的相互关系、衡量它的成就一样，关心
它运行中的福利含义。农业生产基本上跟上人口增长，抑或是手工业的绝对
产量至少保持不变，这些都决不能补偿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的经济是“落
后的”，中国人大多数是穷人，只有很少数富人，穷人连起码的生活水平也
难以维持。此外，由于“示范效应”是强有力的，繁荣看来似乎只有通过大
规模工业化才能达到。关于这一点，既出现了对很小的现代部门不相称的注
意，又出现了一种倾向——尽管老老实实提出来的以经验为基础的数据常常
同它矛盾——想从手工业的周期性波动的下降阶段得出结论，而忽略上升阶
段。①差不多好像是把传统部门说得愈是破产，国家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就愈有
可能早日开始。３０ 年代初对手工纺织工业来说，十之八九同样是一个相对不
景气的时期，但这主要不是由于现代纱厂的竞争，而是由于 １９３１ 年后失去了
满洲和热河的市场。要提醒的是，把手工纺织业到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年没有恢复作
为可供选择的市场发展的结果，超出了我们目前所知，并与中国经济作为一
个整体在 １９３７ 年战争爆发前的两年中的上升趋势相矛盾。同时在 １９３７—１９４９
年之间漫长的战争和内战的艰苦年代，难道可以相信现代城市消费品工厂与
众多而分散的手工业部门相比，所受的破坏更小、产量的削减更少吗？
在进口货和国内工厂的产量都增长的情况下，从绝对数字上说，手工业
① 见赵冈：《现代棉纺工业的发展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载珀金斯编：《中国现代经济》，第 167—201
页。
① 赵冈，同上，第 173—175 页，举出了例证。
生产的命运决定于两个因素：进口货和工厂产品的结构，总需求的大小和构
成。例如（见表 ２８），在 １９２５ 年，进口货至多有 ５０．５％是同手工业竞争的
（棉织品、棉纱、面粉、糖、烟草、纸、化学制品、染料和颜料）。除了我
们已经注意其影响的棉织品和煤油外，在剩下的品种中最大宗的是糖（它的
进口量在 １９２５ 年格外高，其中包括不与手工业竞争的未加工的糖）、化学药
品、染料和颜料（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代替了土染料）以及烟草（其国内加工
在 ２０ 年代增长了，因此明显地未被进口货压倒）。其他具有潜在竞争性的进
口货在数量上微不足道，不可能对国内手工业造成严重影响。
关于工厂产品的影响，情况与进口货相似，这里再次排除了棉纱的情况，
其中手工业产品急剧削减。１９３３ 年最重要的手工业产品是手工碾的米和磨的
粉，两者加起来占整个手工业验明总产值的 ６７％。碾米和磨面的总产量加上
进口面粉，其总数的 ９５％来自手工业部门。如果自进入 ２０ 世纪以来，由于
现代食品生产工厂或进口货的竞争曾引起任何下降的话，那也不会很大。①
由于我们对手工业的国内市场所知甚少，很难直截了当地说民国时期的
总需求是个什么模式。不过，三个间接指标可能有用。从 １９１２ 到 １９４９ 年，
中国人口几乎以 １％的年平均率增长，同时城市人口的增长率可能达到 ２％。
单是人口增加，特别是沿海商业和制造业中心的人口增加，足以解释进口的
或国内工厂制造的商品的消费量的一大部分。现代工业产品的很大一部分由
城市消费品构成，它们在中国农村没有什么用处。甚至普遍使用的东西如棉
织品，以质量和成本为根据的产品的差异也是重要的；就传统需求来说，工
厂产品可能是“劣等”货。即使事实不是这样，农村人口也仍然继续使用手
工业产品，在低工资率和高价资本的情况下，这些产品仍以低于现代工业的
单位成本生产出来。
第二个指标是持续到 ３０ 年代的外部需求。有一种研究说，用 １９１３ 年的
物价计算，手工业的出口价值从 １８７５ 到 １９２８ 年每年增长约 ２．６％。另外一
种估计提出，种类稍微广泛些的手工业产品，从 １９１２ 到 １９３１ 年每年增长 １．１
％。②由于对国内消费缺乏更多的了解，报导出口增长的数字当然不是结论性
的。不过，以 ２０ 年代中国最大的单项出口货物的丝来说，强有力的迹象显示，
在绝对数量上，国内市场与出口一起增长到 １９３０ 年，同时它们的相对份额基
本上不变。①
最后，农产品特别是需要加工的许多商品作物，在 １９１２ 至 １９４９ 年间的
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每年略低于 １％——大致相同。珀金斯估计 １９１４—
１９１８ 年每年的农产品总值为 １６０．１—１７０．３ 亿元，１９３１—１９３７ 年每年为 １９１．４
—１９７．９ 亿元，２０ 多年中约共增加 １６—１９％。②他还证明，“在 ３０ 年代，能
够在现代工厂加工的农产品不超过 ５％或 ６％，或者说，不到 ２０ 世纪 １０ 年代
和 ３０ 年代之间农产品增长的百分数的一半。”③换句话说，在最坏的情况下，
农产品的手工加工保持不变。
① 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收入与经济发展，1939—1959 年》，第 142—143、512—513
页；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 1864—1949 年》，第 32—33 页。
② 侯继明：《1840—1937 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 169—170 页。
① 李莉莲：《江南与丝出口贸易，1842—1937 年》，第 266—273 页。
②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 20—30 页。
③ 珀金斯：《中国 20 世纪经济的增长和结构变化》，第 122—123 页。
关于工厂工业，除了它在数量上的重要性相对地小之外，还有几个总的
特点值得注意：
１．如已经指出的，现代制造工业集中于沿海省份，特别是条约口岸城市
以及 １９３１ 年以后的满洲。（以最重要的棉纺工业来说，在 １９２４ 年，中国 ８７．０％
的纱锭和 ９１．１％的织机设置在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