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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③中“不起领导作用”，“［它］就不能取得在全国的领导作用”。因此立即
从联合中退出将是错误的；“根本不从其中退出”也将是错误的。④共产国际
在这个紧要关头的劝诫，因而就是同武汉的国民党妥协，同时避免玩弄暴动
的游戏。
共产国际的决议实际上否决了陈独秀在 １９２７ 年 ４ 月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
提议，他曾数次提出这一提议，即将联合变成“党外合作集团”的联合。①
既然蒋已于 １９２７ 年春开始在上海和南京对共产党人进行狠毒的镇压，还有什
么选择余地呢？在代表大会上，只有相互矛盾的政策提案形成的混乱。不愿
①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 35—36 页。
② 《社会新闻》，1。14（1932 年 11 月 12 日），第 308—309 页。
③ 《向导周报》，167（1926 年 8 月 8 日），第 20—21 页。
④ 《蒋委员长全集》，沈凤岗编，5，第 12 页；《华字日报》，1927 年 6 月 13 日。
① 《向导周报》，161（1926 年 7 月 7 日）和 165（1926 年 7 月 28 日）；路易斯？费希尔：《世界事务中
的苏联人：苏联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史》，2，第 648 页。
② 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 162 页。
③ 哈里森的用语，《长征》，第 96 页。
④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其第八次全会上关于中国的决议，1927 年 5 月，载《红色文献》，第 277 页。英译文
载于埃克赛尼亚？乔柯夫？尤丁和罗伯特？C。诺思：《苏俄和东方，1920—1927 年，文献概览》，第 369—376
页。中译文引自《六大以前党的历史资料》——译者。
① 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 年：文献选编》，2，第 276—277 页。参见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
书》，译文载于《中国历史研究》，2。3（1970 年春），第 224—250 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这次代表
大会上采取的立场远不清楚。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专题研究显然是亟待进行的。
放弃统一战线，却又过于弱小而不能使合作者听命于己，中国共产党只能看
着局势恶化。按照共产党人的用语或其他任何说法，这都是右倾机会主义。
中共一旦决定实行暴力革命的策略，就不得不面对暴力迫害的可能性，
无论是在 １９２２ 年还是在 １９２７ 年。赤裸裸的事实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被军阀
肢解的国家里，政权只可能来自枪杆子。第一次统一战线所造成的不同之处
在于，中国共产党不像 １９２２ 年那样只有大约 １３０ 名成员了，到 １９２７ 年中期
它已发展为一个有将近 ６００００ 群众的政党，尽管它随后遭受了损失，也已能
够经受住国民党残酷无情但经常是效果不佳的镇压了。如果它在 １９２２ 年和
１９２３ 年选择单独作战而不与国民党联合，它可能干得更糟；如果它较早地为
最后的决裂做好准备，它也许会干得更好。总之，１９２７ 年 ７、８ 月的局面是
不可避免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拥有一支军队、一块地盘和一个政府。换言
之，它必须缔造一个国中之国。
第 １１ 章 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１９２３—１９２８ 年
组织革命运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国民党的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中最使人感兴趣的一个
事件，它的成功是因为它为爱国和革命的目标出色地动员了人力和物质资
源。组织阶段从 １９２３ 年后期持续到 １９２６ 年中，在此期间，一批坚定的中国
人以很有限的力量开始，组织了一个旨在统一国家、战胜外国特权和改变形
形色色的不平等状况的革命运动。这些人得到一批俄国专家的建议和支援，
后者提供了革命的教义、组织工作的知识、金钱、军事训练以及武器。随之
而来的是持续到 １９２８ 年年中的北伐阶段，在此期间，原来以南方为根据地的
军队一路打到北方的北京。这次战役同时利用了军事技能、有效的宣传和敌
后的策反活动。还有一出巨大的悲剧。在北伐期间，领导层在统一全国战争
过程中的暴力社会革命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在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阶级对
阶级的战争。在八个月的自相残杀的斗争中，成千的革命者丧失了生命。从
此以后更为激进的和更为保守的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内战，从来没有真
正停止过。
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提供了革命的潜力，但是这种潜力必须转化成一
种革命的形势。革命的摇篮是广州，它是最大、最富饶和最进步的中国城市
之一，位于三条主要河流汇合的肥沃的、人口密集的三角洲上。国民革命的
主要鼓动者是不屈不挠的孙逸仙。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献身于提倡立宪共
和主义和反对阻碍其理想实现的北京的政权。他在广州两次成立政府：一次
在 １９１７ 年，是为了反对被段祺瑞和安福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次是在 １９２０
年后期，是为了反对被直系控制的政府。在成立第二次政府期间，他组织了
一个残缺不全的议会，以选举他为他所宣布的中华民国的“非常大总统”。
１９２２ 年春季，他联合几个军事派系，试图对北京政府发动一次征讨，但吴佩
孚打败了他的主要盟友张作霖，同时他自己名义上的部下陈炯明的部队在 ６
月 １５—１６ 日晚，把他从广州的总统府赶走。１９２２ 年 ８ 月，他回到上海，计
划通过政治手段在北京担任总统，通过武力收复他在南方的根据地。
１９２３ 年孙逸仙虚弱的地位
孙博士的第一个目的没有达到，但是到 １９２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他雇用的部
队已把陈炯明赶出广州，他在 ２ 月 ２１ 日回到那里。当时他 ５６ 岁，但在以后
不到两年，他将死于癌症。在这段短暂的时期中，他面临初期的巨大困难，
开创了民族主义革命的组织阶段。
这些困难可以归结如下。孙回到广州后，他对南方根据地的控制是不牢
靠的，因为他缺乏实力。他既不是为他夺回根据地的几支军队的真正控制者，
又不掌握政府的财权。他的国民党在中国只有几千名组织松散的党员，没有
完成其改良主义目标的设想周密的策略，这些目标也只引起了有表达能力的
公众的一点点热情。这些目标在 １９２３ 年 １ 月 １ 日的国民党宣言中被公诸于
世，它提供了孙逸仙著名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①
——的某些细节。他面临的问题是要掀起一个生气勃勃的革命运动，控制巨
① 见米尔顿？J。T。谢：《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1894—1966 年》，第 65—70 页。
额收入的来源，建立一支能保卫和扩大南方根据地的听命于他的可靠军事力
量。
军事问题有两个方面：内部的和外部的。当基本上是自治的杂牌军的师
长、旅长和团长在香港被孙博士的助手收买过来时，他们的部队已占领了广
州。来自云南的军队以杨希闵将军为首，但是有几支独立的滇军，其中一支
由孙博士的比较忠诚的军事追随者之一——朱培德——率领。刘震寰将军和
沈鸿英将军率领桂军。还有政治上分裂的粤军的几个师和团以及在最后时刻
参加纷争的几支地方“民团”。这些部队的指挥官一到三角洲就在城镇竞相
建立有利可图的根据地，争夺大部分可以创收的机构。约 ３５０００ 人的部队（根
据当时一个有可靠情报的人估计）装备甚差，大部分人训练也很差；它们内
部之间互相对立，并且面对与迫切地想夺取广州的陈炯明相勾结的军事力
量。陈将军似乎与孙博士的敌人吴佩孚结盟了。要使孙逸仙大元帅的军队投
入战争，需要额外的巨额现金，其中大部分来自广州市政府向当地的居民开
征并由得力的广州警察征收的额外的税收。
在 １９２３ 年春、夏期间，孙逸仙的军事支持者保卫他的根据地，使之不受
沈鸿英将军的攻击，沈得到了吴佩孚以及拥护陈炯明的军队的支持。通过这
些战争，根据地的面积向西和向北扩大到广东省的边界，但广州仍易受东面
邻近的陈炯明的追随者的攻击。到秋季，孙博士最多只能对他的军队进行名
义上的控制，而且军队的素质也很少有所提高。“客军”实际上是占领军。②
孙博士的财政问题是严重的。基本上有三种收入来源——捐献、借款和
税收。在 １９２２ 年秋季，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