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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
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
为功甚高焉。
晚清关于政治小说的经常被人引用的观点见于梁启超 １９０２ 年发表在《新
小说》上的著名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引用外国的例子，力主革
新小说为革新一国人民之关键。创造一种新小说可以在国民生活的一切方面
——道德、宗教、习惯、风俗、学识和艺术，甚至民众性格——发生决定性
的影响。除了列举小说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以外，梁启超还在这篇论文中集中
指出小说的四种基本感化力量，即对读者的“熏”“浸”“刺”和“提”的
作用。他特别强调“提”的意义，即将读者提高到小说主人翁的水平，向他
学习。但是这些值得中国人学习的英雄不能从中国历史中寻求，而必须从西
方历史中去寻求：对中国人来说，真正具有民族美德的完人是华盛顿、拿破
仑、马志尼、加里波的以及其他许多现代爱国者、革命家和政治家。梁启超
曾经为这些人物写过传记。
严格地说，严复和梁启超都不能被看作文学家。在他们看来，文学——
特别是小说——要为其他的目的服务：唤醒中国人民。梁启超着手写过几部
① 此处和前面引文的译文见夏志清：《新小说的倡导者严复和梁启超》，载阿黛尔？A。里基特编：《从孔
子到梁启超的中国文学观》，第 230—232 页。
小说，但是一部也没有写完。他们对文学的功能的看法不能算作文学评论，
而只能被看作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文献。
尽管严复和梁启超两人都深受中国“伟大传统”的影响，但都反对这个
传统近代的衰朽状况：八股文是清朝中晚期盛行的程式化的没有意义的散文
写作方法，其中充满了高谈阔论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但仔细一看，只不过是
浅薄的老生常谈。由于文化的“高雅”形式僵化，使“低级的”通俗体裁具
有新的活力的努力已刻不容缓。不过在普及这个领域中，严复的贡献不及梁
启超。严复仍用典雅的、博学的文言散文翻译斯宾塞、赫肯黎和 Ｊ．Ｓ．穆勒的
著作。他虽然提倡小说，却不愿对“民众的欣赏力”作任何让步。相反，梁
启超却更能汲取民众的和外国的语汇。他的文章是写给广大读者看的。①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梁启超的著作在改革派精英——如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
人——和市民阶层之间起了桥梁作用。没有梁启超在大众传播方面的开拓成
就，严复的翻译和一般的维新思想就不可能有那么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极力提倡新小说，还代表他政治立场的巨大转变。百日维新失败
以后，他几乎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中国社会；他试图设计一种新的社会集体
（群）的蓝图，由此而构成现代化的中华民族。梁启超关于“新民”的著名
概念虽然和精英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质上却是群众性的，目的在于改
造整个中华民族。按照这一新的指导思想，无论梁启超是否出于他对明治维
新经验的知识，他鼓吹小说的力量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梁启超和后来
的胡适不同，他对语言问题本身并不感兴趣，而是关心对读者的影响。他所
说的小说的四个特点和作者无关，也和文学本身的特点无关，而仅仅是关于
读者的。
虽然梁启超在使小说成为一种重要的媒介方面有功劳，但他和晚清小说
的文学质量没有多大关系。在这方面，功劳归于在条约口岸的那些较少教养
但更富于文学才能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
新小说的实践
晚清文坛上的小说可以容易地分为两种主要类型：社会小说（或者用鲁
迅的说法，“谴责小说”）和写情小说（即言情小说），后者的焦点是人类
的感情。
根据胡适的意见，大多数晚清社会小说都是模仿一部先驱著作——１８ 世
纪的小说《儒林外史》。①由于梁启超和严复所提倡的那种“新小说”的社会
政治方向的巨大影响，创作者们自然而然地会将《儒林外史》当作社会小说
的光辉先例。不过 １９ 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比吴敬梓的著名小说中所描写的 １８
世纪的社会，充满了更多的危机。因此除了在形式和内容上那些明显的相似
之处以外，晚清小说散发出一种更紧迫尖刻的调子和更阴暗的灾难临头的情
① 梁启超仍用文言句法，但大量使用口语说法。他的许多追随者更进而大胆地试用方言口语——包括官话
和各种地区方言（尤其是江苏浙江一带的方言）。最早完全用方言写作的报刊之一《演义白话报》于 1897
年创刊，其宗旨是使一般民众能阅读到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写成的新闻——尤其是有关外国列强的新闻，并
且将各种有用的书报杂志译为口语，以求便于阅读（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第 64 页）。文学报刊
的影响使文言和白话的分界线逐渐模糊，并增强了白话的地位。到本世纪初，白话不只在报刊和文学作品
中使用，并且已在历史、地理、教育、工业、科学著作中使用。参阅米列娜？多列扎洛娃…费林捷洛娃：《中
国现代文学的起源》，载默尔？戈德曼编：《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第 13 页。
①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载《胡适文存》，2，第 233—234 页。
绪。这种紧迫感常常用沉重的漫画手法表达出来：吴敬梓温文尔雅的讽刺走
向了极端。在吴沃尧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②里，轻松的幽默和对可
怕的荒唐事物的揭露纠缠在一起，以致效果变得令人感伤而不只是可笑。李
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更是病态的。人们可以觉察到李宝嘉几乎是故意要夸
大生活的阴暗面（也许是作者身受肺结核的磨难的无意识的表现）。充斥于
《官场现形记》中的谐谑与被扭曲的事物，似乎表明作者对他周围发生的一
切极端厌恶。小说中都是反面人物——全都是贪婪、不道德的野心家，满脑
子升官发财思想，热中于行贿受贿。甚至连改革计划和有志于改革的官吏也
逃不脱作者的苛刻的讽刺，这一点从他的另一部小说《文明小史》中可以看
出。普鲁舍克教授所说的这些作家“悲观”的人生观，本质上反映出一种个
人的忿懑：在这样一个充满愚昧和绝望的国家，很难看到什么希望。①
为了生动地表达出这种近乎绝望的情绪，李和吴常采用引人注意的外
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自称“九死一生”，说自己“所遇见的
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
著名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使用的笔名是“东亚病夫”。另外两位作家
的笔名分别是“天下第一伤心人”和“汉国厌世者”。也许可算是晚清最优
秀的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铁云），给自己选了一个含有悲哀隐喻
的“老残”笔名，在一场失败的棋局中作最后的挣扎。书名为《痛史》、《恨
海》、《劫余灰》、《苦社会》等小说赋予晚清一种前所未有的阴暗和悲愤
的感情。它们积累起来的不安情绪的深度是比较沉静的《儒林外史》所不能
比拟的。
尽管晚清社会小说得益于《儒林外史》甚多，我们仍不应忽略它们的一
些独有的特点：外国词语和思想常和本地的场面和人物结合在一起。《官场
现形记》里提到卢梭的《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法意》。在《孽海花》里，
甚至还有外国人——约翰？弗赖尔、托马斯？韦德、一位俄国的无政府主义
者和一位德国将军（瓦德西）——出场。而且，部分情节发生在欧洲。在许
多晚清小说中还谈论“洋务”，描写外国风气涌入的情况。虽然大多数作者
都热心汲取外国思想，他们却显然并无意学习西方的文学技巧，尽管西方著
作的译本与日俱增。①他们模仿西方文学的范围只限于某些小说中的男女主人
公。柯南？道尔的歇洛克？福尔摩斯成了极受欢迎的人物，引出了一系列模
仿他的中国侦探英雄。侦探小说的盛行既是社会小说通俗化的扩展，也是西
方影响的结果。
政治幻想是晚清小说的又一特征。这可能是受到梁启超的未完成小说《新
中国未来记》的启发。这部小说的故事始于一个中华乌托邦共和国建立之后
５０ 年。另一部旅生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