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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面，它们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第一，从道德的观点
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受精神疾病所困扰的国家”。这种看法引起了传统与现
代性的两极尖锐对立。这一疾病扎根于中国的传统，而现代性本质上就是破
除对传统的迷信，并从精神上寻求新的解决途径。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现代
文学的兴起表现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部分，这是大多数研究五四运动的学者
已经指出过的。①第二，中国现代文学这种反传统的立场更多地来源于中国的
社会－政治条件，而较少地出于精神上或艺术上的考虑（像西方现代派文学那
样）。不妨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的结
果：由于知识分子对国家未能采取主动行为越来越感到失望，他们于是抛开
了国家而成为中国社会的激进的代言人。现代文学因此成了社会不满的工
具。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扎根于当代社会，反映出作家们对政治环境的批判
精神。这种批判态度是五四运动最持久不衰的遗产，其回响一直到今天都能
感觉到。
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三个特点是，尽管它反映出对社会－政治痛苦的极其强
烈的意识，它的批判眼光却极其主观。现实是通过作者本人的观点来理解的，
这同时也表现出一种自我关注。被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教授称为“主观主
义和个人主义”的普遍倾向——着眼于作者“自己的命运与生活的倾向”，
与整个社会相对立的他们的“自身和个性”②——使现代中国作家对自我和社
会的理解具有深化了的矛盾心理。他们对中国的关注和对其弊病的厌恶情绪
同时并存；他们要求并向往献身，同时又因失落感与孤独感而烦恼。正是这
种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解决的矛盾心情所引起的主观紧张心理，为既区别于传
统文学又区别于共产主义文学的为期 ３０ 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和运动，
提供了基本的推动力。
① 夏志清：《摆脱不了的中国情：中国现代文学道义上的责任》，载其所著《现代中国小说史》，第 2 版，
第 533—536 页。
① 参看，例如，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也可参考许华茨编：《关于五四运动
的意见：专题论集》，特别是引言部分。
② 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东方档案》，25。2（1957 年），
第 266—270 页。
晚清文学，１８９５—１９１１ 年
中国现代文学可以上溯到晚清时期，特别是自 １８９５ 至 １９１１ 年的 １６ 年，
在这段时间里，一些“现代”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首先研究这一阶段。
文学报刊的发展
晚清文学的出现——特别是小说——是报刊的副产品，它是从一连串逐
步深化的政治危机的社会反应中演化出来的。①中国在 １８９４—１８９５ 年甲午战
争中失败的耻辱终于惊醒了知识分子精英们，促使他们投入行动。但是他们
对改革的要求到 １８９８ 年那场没有成功的变法运动才达到顶峰。对自上而下的
改革的幻想破灭以后，有志改革的文人学士抛开无能的国家，成了中国社会
激进的代言人。他们的努力集中于动员“舆论”，以对中央政权施加压力。
他们发现条约口岸的报纸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
早在 １９ 世纪后半期就已经出现了非官方的报纸，它们主要是西方传教士
们资助兴办的。但是它们的迅速增多却是立志改革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倡导的
结果。梁启超的《强学报》和《时务报》是作为康有为改革集团的机关报，
分别于 １８９５ 年和 １８９６ 年创刊的。１８９８ 年变法失败后梁亡命日本，又创刊两
份报纸《清议报》（１８９８ 年— ）和《新民丛报》（１９０１ 年— ），以继续他
们的新闻事业，两者都很快就成为权威性的报纸。严复仿照梁启超的榜样协
助创办《国闻报》（１８９７ 年— ）而狄楚青则创办了《时报》（１９０４ 年— ）。
革命家们很快创办自己的报纸而加入新闻界的行列，引人注目的有章炳麟的
《苏报》（１８９７ 年— ）、《国民日日报》（１９０３ 年— ）。到 １９０６ 年，据
统计仅在上海已出版 ６６ 种报纸，而在这整个时期内发行的报纸总数达 ２３９
种。①
为了宣传自己的事业，这些报纸通常发表尖锐的新闻，但也包括娱乐性
的诗歌与文章，后来这类诗文都登在专门的“副刊”里。由于对这种副刊的
需求日增，就扩充另出独立的杂志。文学报刊就这样诞生了。这些出版物的
编辑们是一群新闻记者－文学家，他们懂得一点西方文学和外国语，有更坚实
的中国传统文学基础；这些出版物的内容是各种伪称的译文、诗歌、散文以
及连载的小说，它们声称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社会政治觉悟，但也是为了大众
娱乐。到了这个时期的末尾，上海文学报刊的翘楚是四家主要杂志，即梁启
超创办的《新小说》（１９０２ 年— ）、李宝嘉编辑的《绣像小说》（１９０３ 年
— ）、吴沃尧和周桂笙编辑的《月月小说》（１９０６ 年— ），以及黄摩西编
辑的《小说林》（１９０７ 年— ）。
在 １９１７ 年“文学革命”之前至少 ２０ 年，城市文学报刊——一种半现代
化的“大众文学”形式——已经为新文学的文艺家们创造了市场和读者。这
些杂志的编辑和作家们赶着写作以符合预定的时限，大量写作以赚钱。他们
勤奋努力的结果创造了一种新的职业：他们的作品在商业上的成功证明搞文
学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和很可能赚钱的职业。但直到他们的五四继承者才赋
予这一新的职业以崇高的社会威信。
①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 3 — 7 页。
①66这个数目是李宝嘉提出的。其中至少 32 种被阿英称为“小报”，它们政治性不强，供城市中产阶级
消闲。参看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第 51 页。239 这个数字见于《清季重要报刊目录》一文，载张
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 77—92 页。
晚清文学报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小说”在杂志的命名方面，
以及作为一种文学体裁，都占压倒一切的地位。“小说”一词仍然像传统上
那样，包罗典雅的散文和诗歌以外的各种文学形式。按晚清作家们的理解，
“小说”包括形形色色的大众记叙文学——古典故事、长篇小说、弹词，甚
至戏剧。但是在所有这些多种多样的形式中，连载的长篇小说无疑是晚清文
学中最主要的文学形式。这特别要归因于梁启超和其他文学精英们的开拓性
努力，把新思想的活力和政治意义灌注到了这一传统上“被贬低的”文学体
裁中。
“新小说”理论
三篇重要的宣言表达了小说与社会之间的重要关系——小说的社会－政
治功能。在天津《国闻报》的第一期中，严复和夏曾佑写了一篇题为《本馆
附印说部缘起》的文章，两人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小说过去在群众中的影响，
借以强调它在现在所具有的潜在教育作用。但是严复又用传统文人典型的高
高在上的态度警告说，中国的传统小说也充满毒素。“浅学之人，沦胥若此，
盖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而其益难言矣”。因此中国人民必须用曾经在西方
和日本创造过奇迹的新式小说来加以再教育。
梁启超在 １８９８ 年所写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基本上持相同的观
点。他同意严复关于小说具有潜在教育作用的说法，但对传统作品甚至更加
蔑视。梁启超指摘大多数中国小说都是模仿《水浒传》或者《红楼梦》，因
其“诲淫诲盗”而遭到学者们的谴责。当务之急是进行一次“小说界革命”，
把公众的兴趣引向“政治小说”。由于受到日本小说的启发（这篇序言是梁
启超为译柴四郎的《佳人之奇遇》所写的导言），梁启超想当然地对外国小
说的起源和声望作了强有力的描写：①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
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
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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