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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瞩目于叶剑英。
这位革命家虽然被宣布“靠边”了,但他仍保留着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在国内享有重望。
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把叶剑英推向70年代中期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使他成为领导这场斗争的风云人物。
他毅然决然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使命。
粉碎“四人帮”的重任,使叶剑英处在斗争的漩涡里。
他以一个政治家所具备的科学的态度和冷峻的目光,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分析估量全国的形势和人心的向背,同时想到了毛泽东的嘱托。
毛泽东不愧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晚年错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但他毕竟察觉了江青等人阴谋篡权的活动,逐步减低了对他们的信任度。
他第一个在政治局宣布江青一伙是“###”、“四人帮”,并进行过多次严厉批评,表示要加以“解决”,同时,从组织安排上堵住了他们妄想爬上党和国家领导高位的途径。
叶剑英认为,毛泽东从政治上组织上两个方面采取的这些措施,是很重要的“两着棋”!想到这里,毛泽东弥留之际欲语不能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脑际,他想:那时,主席的心脏还未停止跳动。
他为什么要第二次看我呢?……他联想到毛泽东生前多次讲过汉朝周勃、陈平平息吕氏作乱、巩固汉室的故事,清醒地意识到,解决“四人帮”,也是继承毛泽东的遗志。
毛泽东从1974年起对“四人帮”不断提出批评,1975年5月3日,批评他们破坏党中央团结时说过:问题要解决,下半年不行,明年,明年不行后年。
后来因整邓小平,就把这件事拖下来了。
毛泽东在生前没有来得及解决,现在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还能让“四人帮”继续闹腾下去祸国殃民吗?让这伙败类要把中国引向倒退吗?难道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能被他们断送吗?难道有着半个多世纪斗争历史、几千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能让“四人帮”篡夺领导权吗?难道浴血奋战几十年的几百万人民解放军会听这伙野心家的指挥吗?叶剑英在思索着。
作为一名跟随共产党和毛泽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多年的老党员、老战士,眼看着党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在这个严重关头,他不负重望,又一次顺应党心民意,挺身而出,逆流而上,决心团结众人,坚持斗争,挽救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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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七篇(14)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索,叶剑英意识到,解决“四人帮”这场斗争需要一个酝酿、决策和实施的过程。
在酝酿阶段,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思考对付“四人帮”的办法。
在决策阶段,由于带有极大的机密性,只能限于极少数几个人知道,而决策付诸实施,更要机警行事了。
“英雄所见略同”。
此时,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也正在考虑如何清除“四人帮”这个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事。
陈云、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乌兰夫、邓颖超、康克清等几位老革命家都曾与人商议,并直接间接找过叶剑英交谈。
其他的一些军队和地方上的老同志,或访问,或探病,或捎口信,采取各种方式,向叶剑英反映情况,提出扭转危局的建议。
叶剑英经过与党内军内的许多同志个别接触和交谈,心里有了底,增强了战胜“四人帮”的信心。
但是,这位政治阅历和斗争经验非常丰富的革命家在思考一个问题:粉碎“四人帮”这场斗争不是个别人的行动,而是在党的最高层组织内部的一场斗争,亦即中央政治局内多数同志与“四人帮”的斗争。
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急于抢班夺权之心,路人皆知,招来众怒,只要政治局团结,齐下决心,就可以使“四人帮”遭到毁灭性打击,但这需要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
这项工作首先要取得华国锋的支持。
华国锋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是由毛泽东主席提议,经过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
叶剑英的组织观念一向是很强的。
从党的组织原则出发,他十分尊重和爱护这位党中央主要领导人。
毛泽东逝世当天夜里,当江青一伙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叫大嚷“批邓”不力,干扰毛泽东治丧工作,给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施加压力、进行刁难时,叶剑英曾厉声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紧紧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他维护党的团结的壮举,大煞了“四人帮”的威风。
现在要解决“四人帮”,理所当然地更要照顾大局,尊重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征得他的支持和合作。
这是个重大的组织原则问题,也是合法解决“四人帮”的必要条件。
叶剑英主动地关心、接近华国锋,多方了解他的处境和主张,亲自到他在东四史家胡同的住地,找他交换看法。
叶剑英发现华国锋也正在考虑这件大事,陷入困境,想找老同志摸底,寻求帮助。
在多次交谈中,叶剑英与华国锋分析局势,剖陈利害,揭露“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叶剑英殷切希望华国锋能够站出来,担负起领导这场斗争的责任。
并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听听意见。
华国锋担心自己资历浅,老同志不支持。
叶剑英斩钉截铁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并且告诉他,想找谁,先打招呼。
华国锋听了,主动找一些老同志交谈,斗争的决心和信心增强了。
叶剑英继续在奔走。
他亲自到中南海,几次找汪东兴交谈,并利用他在西山的隐蔽住所,同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一些老同志杨成武、李德生、韩先楚、杨得志、吴克华等个别打招呼。
每次谈话,他都扭开水龙头,或打开收音机,用杂音干扰窃听,防止泄密。
人民力量的兴起,反击步伐的进逼,使“四人帮”感到穷途末路,大事不妙。
他们争分夺秒,加紧从政治上、组织上、武装力量上进行反革命夺权准备。
9月16日,在“两报一刊”社论中抛出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并连篇累牍地大肆宣扬。
19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要求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常委会,“讨论重大问题”,特意声明,不要叶剑英参加会议。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七篇(15)
中央副主席不让参加,相反地无理提出,她和姚文元、毛远新3人必须出席会议。
这3人均不是政治局常委,明明没有资格,怎能出席会议呢?会议讨论什么问题,江青避而不谈,却要求立即答复。
华国锋被逼无奈,只好下午开会。
会上,江青一伙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公开提出,毛主席的文件档案、书籍,从现在开始要交给毛远新清理。
对此,会上产生了分歧。
在华国锋主持下,经过一番争论,会议否定了他们的无理要求,毛主席的文件档案决定由中央办公厅封存。
“四人帮”的夺权活动在上海同步进行。
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接见了在上海的亲信徐景贤,听取他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一起密谋武装暴乱的情况。
上海突击发武器7万多件。
这还不算,据上海市财政局的档案材料记载,这时“四人帮”一伙在上海、湖南、安徽等地还制造和购置了枪支48400余支,指挥车10辆,雷达指挥仪10套,步、机枪零件418000件。
他们计划装备30个步兵团,10个高炮师,1个坦克师,1个摩托师,配备130火箭炮108门,高射炮730门,等等。
这些数字虽然尚不能包括全部,但它可见一斑。
28日,张春桥又派秘书萧某去上海,通知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等人“要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
并且说: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明目张胆地提出“挂帅”问题,准备动手夺取最高领导权了。
9月29日,“四人帮”使出一贯伎俩,在政治局会议上按照事先商定的口径,众口一词,一人提议,三人响应,胡搅蛮缠。
江青劈头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王洪文、张春桥一唱一和,要求安排江青的工作,实际想让她当主席。
接着,江青一伙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