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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座二层楼房里，叶剑英以公开合法的身份进行活动，坚持贯彻中共中央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既坚持原则性，又掌握灵活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这一时期，叶剑英还广泛接触国民党上层和社会各界人士，就陕甘宁边区、海南游击区的发展、太原失守后的战略部署以及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等问题，多次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巩固和扩大了统一战线。
根据党中央指示，叶剑英就南方游击队改编问题，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
9月下旬，叶剑英和博古与国民党代表经过谈判，商定将南方八省区我游击队的主力编为一个军。
项英到南京找叶剑英等商议南方各省游击队及改编意见。
叶剑英和叶挺具体商谈成立新四军事宜。
11月21日，他俩面见蒋介石提出有关新四军的编制、经费和武器配备等问题。
二、多方奔走交涉，解救国民党监狱中的大批难友
当时，在南京“首都反省院”关押着一大批中###员和革命同志。
“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政府迫于全国各阶层民众一致要求释放###的压力，释放了一批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刑期较短的###，但对一些“重要的###”却不予释放。
“八一三”之后，日军飞机轰炸南京，“释放###”的呼声越来越高，监狱难友强烈要求出狱。
斗争也越来越激烈。
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和叶剑英想方设法了解监狱难友情况，多次进行交涉，营救被关押在南京几个监狱里的难友。
8月18日，他们驱车来到“首都反省院”。
叶剑英翻看“犯人”花名册，发现曾在莫斯科劳动大学同学的夏之栩和比较熟悉的熊天荆、王根英三位女同志的名字，立即向院长提出要先见她们。
三位女战友披头散发走出来了。
周恩来、叶剑英望着久别的受难同志，强作笑容说：“你们还认识我们吧！”夏之栩见到久别的亲人，激动得流下热泪，连忙说：“认识，认识，我们怎能忘记周副主席、叶参座呢！”叶剑英走过去，和夏之栩亲切握手，说：“小夏，你受苦了！”寒暄一阵之后，周恩来，叶剑英问她们：“这里有多少人？男同志多少？女同志多少？”她们略算了一下大概关有100多人，男的多，女的少，很多人改了名字。
周恩来、叶剑英转身向陪同在一旁的反省院院长说，先保她们三人出狱。
随后提出要去看其他难友，在监狱的大礼堂里，同大家见了面，向难友们表示关心和问候，简要地讲了讲国际形势和国共合作的问题。
叶剑英告诉大家，很快接大家出去，参加抗日。
难友们热烈鼓掌，高兴地跳起来。
夏之栩等三位战友出狱后，又详细汇报了其他一些同志关押的地点，列出名单向国民党当局要人。
经过狱外强有力的营救和狱中斗争相呼应，一批又一批的“###”终于相继出狱了，总共500多名难友从国民党监狱中被救出。
其中有共产党员钱瑛、刘宁一、帅孟奇、彭镜秋、黄文杰、王鹤寿、刘顺元、郑绍文、曹瑛、赵希愚、谭天度、萧桂昌、顾玉良、周云德、陈曾固、喻屏、陈春林、熊有清、陈霖、何洛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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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五篇（3）
这批人出狱后，大部分经西安转送到延安，一部分送衡阳八路军办事处办的训练班学习，少数就地分配了工作。
后来，这批同志中的少数人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大多数在建国以后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贡献。
三、转战武汉，为民族解放而苦斗
抗战的形势急剧发展变化着。
历时三个月的淞沪大战结束，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直逼南京。
1937年11月下旬，叶剑英奉中共中央之命，同办事处人员一起撤离南京，抵达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
当时这里已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设在汉口旧日租界中街89号大石洋行。
办事处虽然只是共产党在国统区的一个小小的政治机构，但却像大海中的一盏灯塔，在黑夜里放射着光芒。
当时国民党办的《抗战》杂志曾有一篇署名“实甫”的文章这样写道：“八路军驻汉办事处会客室是一间小房子，陈设简朴，没有沙发和椅子，仅当中有一茶几，四周放着几把小圆形凳子。
进门的右边墙上，挂着两幅五彩的国耻表：一是关于不平等条约的，一是关于丧失国土的，显示着这里是一些为民族解放而苦斗的战士居住的环境。
叶剑英很忙。
他沉着练达，态度和蔼，谁都看不出他是运筹帷幄、勇敢善战的人民解放的斗士。”
叶剑英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里，紧张地工作着。
12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驻武汉，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协商国共两党合作事宜，推动统一战线工作。
21日，国共双方就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问题达成协议，叶剑英为委员会成员。
随后，出席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举行的联席会议。
会后，叶剑英与周恩来、叶挺、项英等商谈，新四军办事处于25日在汉口正式成立。
这一段时间，叶剑英常到新四军军部和叶挺家中，与叶挺交谈抗战形势和任务。
有一次，在叶挺家中，看到年轻的廖似光在座，叶挺忙拉着她介绍说：“这是我的外甥女。”
叶剑英风趣地说：“以前为什么没听说过，难道还要保密吗？”大家都笑了。
接着谈起家常和往事，一直谈到深夜，恋恋不舍离去。
后来，新四军军部迁往南昌，叶挺仍留在武汉，以配合周恩来、叶剑英等继续与国民党当局周旋。
抗日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随着战争形势日趋复杂，叶剑英在武汉的工作更加紧张繁忙。
他身处危局，站在同国民党谈判交涉的第一线，既要出席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联席会议，商议有关军事和其他各方面的问题，又要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会议，谈判解决有关共同的政治纲领以及团结抗战、边区地域、政府组织、军队扩编、财政供给等一系列问题。
与此同时，还要同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商谈救国救民的大事。
按照党内分工，他还要向党中央随时报告战事进展情况，并提出各种建议，同时，参与领导中南、华南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
广州失陷前，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尹林平请示长江局，要求加强农村工作，建立农村小块游击区，组织和扩大工农武装，准备打游击战。
负责军事工作的叶剑英立即复电同意，并作了具体指示。
叶剑英在国民党军界尤其是在上层高级将领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一些真心抗日、即将奔赴前线的将领们都十分愿意找他交谈，听取这位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意见。
3月上旬，桂系将领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临行前特意邀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到自己的住处，商谈五战区对日作战方略等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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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五篇（4）
白崇禧走后不久，周恩来、叶剑英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见李宗仁，劝他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同日军打一仗。
这些建议为白、李两人欣然采纳，客观上促成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周恩来、叶剑英还会见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中共秘密党员谢和赓，对谢在广西的工作作了明确的指示。
他们还派张友渔等到湖南加强同程潜的联系。
对叶剑英这一段的工作情形，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回忆说：“在武汉，叶剑英工作比较忙，同各方面的接触很多，派干部到新四军，动员一些青年学生去解放区，利用各种机会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不但桂系的，其他各系的工作都做。
当时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除周恩来以外，有声望的是叶剑英。
与他相识熟悉的人很多，这一有利条件使他在统战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
那个时候的工作方法，是在一起吃顿饭，在一起谈谈，说说情况就把事办了。
还有海外华侨的工作，叶剑英做得很多。
抗战中，海外华侨捐献了大批钱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