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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会。”
韩琦见他们说得热闹，插嘴道：“宰相起复，不叫终丧，虽也常有，却不是太平治世的盛事，只能算是特例。”
大宋遗事 第五十三回（2）
说者不知道是不是有心，听者却肯定有些留意了。只是特例吗？什么意思？该是叫我不要打起复的主意？不过，这念头也只是一闪就过去了。毕竟还没事到临头，自然不会朝深处去想。
可不久，富弼母亲真的去世了。既是事到临头，当时不过说说而已的话，也就句句都要顶真了。他一报过哀，就不再上朝，只留在家里守孝。那时仁宗皇帝还健在，请他起复上任，他也就因为韩琦的话始终鲠在心里，到底拒绝了。他那理由：“宰臣起复不是平常时节的盛典，微臣也有难言之隐。”版权即为韩琦所有，只是不好明说，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只好含糊其词而已。
富弼一走，他的礼部尚书、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等几个位子，也就空出来了。韩琦原来的头衔是工部尚书、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大宋制度：尚书分六部，吏、户、礼、兵、刑、工。既是尚书，不管哪一部，大抵是平级的。平章事，是丞相的头衔。丞相，又有首相、次相的不同，区别即在于后面带的尾巴：首相，也称上相、宰相，为昭文馆学士，监修国史；次相，则只是集贤殿学士。首相、次相轮流掌管大印，实权并没有根本差别，不过名分上略有高低而已。富弼既空出上相的位子，仁宗也就让韩琦补了昭文馆大学士与监修国史，成为名副其实的首席丞相。他的次相位子，则由正做枢密使的曾公亮补了。做枢密副使的欧阳修，则升了参知政事。
既然首相、次相差别不大，不过是个虚名，不是也可以不去计较吗？吕诲真这么劝过韩琦：“相公，富大人脱了孝服，朝廷少不得还要物归原主。您干吗不辞了昭文馆大学士，留着等他回来呢？”
也不清楚这吕诲究竟是怎么想的？知道韩琦与富弼不和，有那么一点调和羹鼎的意思？或者，只是一般忠厚人的想头，劝韩琦不求虚利，好邀实名？不大好说。
好歹，韩琦根本不想清楚，他压根儿就不想这么做！他那话也说得特直白：“您说什么傻话！这种位子，还能长期保留？等富大人脱了孝服，连我韩琦没准都不知道去了哪儿，还昭文馆大学士呢！我要是辞了昭文馆大学士留给富大人，人家不会说我想当一辈子丞相？我怎么向皇上交代？”
他这话也可以理解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能得就得了吧！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吕诲这次倒没有那么刻薄，只想他说的也是实情：确实，什么都没有大宋朝丞相换得快。光仁宗手里，就换过几十个丞相了。那位子就是要留，也真没法儿留！
富弼呢？一得到消息，当时就骂开了：“哼，原来在这儿等着呢！想做首相，明说呵，干吗这么玩阴的！”
有这一招，两下里的过节，还能不越闹越大吗？
到富弼起复上班，仁宗已经薨逝，英宗坐了皇位。首相、次相既都有人，富弼虽然保留礼部尚书、平章事不变，却不能进中书实做丞相，只能到枢密院做枢密使了。这东西两府首脑，级品虽然大致一样，可职权就差了去了。东府，也就是中书哪，一切统管；西府，也就是枢密院哪，只能专管军事。原先中书是不管军事的。庆历打仗，还是由富弼建议，让中书也管了军事。既然这样，东府让西府予闻政事，就是一种情分，一种恩赐了。照理，他们完全可以不叫西府知道军事以外的任何事情。做首相的韩琦，恰恰又是那种不喜欢别人掺和的人。许多事情，只要与枢密院无关，他基本上不叫枢密院予闻。原先无事不知，无事不管的富弼，一进枢密院，就陡然聋了耳朵，瞎了眼睛，百事不知，那日子能轻松吗？
他在西府大厅，对同僚大光其火：“岂有此理！我也做过宰相，哪里见过这样处事的！我在中书，什么都不瞒枢密院，总是找枢密使们商量。你们里面该有枢密院的老人？你们说说，我这话是不是假话？”
枢密院的官员，不管是不是老人，差不多都答道：“这是我们亲历的事情，那还能有假！”
“瞧瞧现在，都成什么了？枢密院都快成聋子耳朵了，什么都对我们封锁！我们还知道什么？而且，我还挂着丞相的名呢！”富弼继续发着牢骚。
大家又都不平道：“太不像话，哪有这样的！”
可人家就是不开口子，你有什么辙！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韩琦叫太后撤下帘子，还了政。
那天韩琦引着两府大臣到内东门小殿见太后，请大家说项让他辞职外调，富弼也在场。可结果却石破天惊，不是韩琦外调，而是太后撤帘！富弼又惊又气，冷汗都下来了！
太后与英宗不和，除了向韩琦，也曾当面向富弼诉过苦，一把鼻涕一把泪，话更说得痛彻心腑：“富大人，死了丈夫的寡妇，没地方说理呵！”身为垂帘太后，却如此伤心无奈，富弼少不得有些同情她；尽管无能为力，在不同场合，他也没少为太后说过话。
自己的这种立场，谁都知道，韩琦能不知道？既知道，撤帘却不与我商量，甚至连个招呼也不打，这是防我，将我完全当成对立面了！我因为守丧，立嗣、接位的事都没参与，与皇上那边已经生疏，还经得住他再这么往死里推我吗？他越想越生气、害怕，话也就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了：“这是灭门的勾当！这种事都瞒得水泄不通，这朝廷还有我富弼立足的地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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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五十三回（3）
司马光一向与富弼走得近，自然要替他不平。逮着机会，便责问韩琦：“相公，别的事不叫富大人周知，或者倒也罢了。这么天大的事儿，相公不与富大人商量，怎么连招呼也不打一下？弄得他不知所措，不仅尴尬，还觉着险恶！”
韩琦一脸的无可奈何：“啊呀，我的司马大人！您现在说得轻巧，打个招呼？这种事是算计得到的吗？变起仓促，定夺不过须臾之间，全是太后自己的主意，我还不一样不知所措！您说这招呼怎么打法？”
既有道理，司马光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富弼自己，除了生闷气，更不能说什么了。但很快，他终于有了一个出气的机会。
英宗亲政，又要论功行赏，两府的八位大臣，连富弼在内，人人有份，全都要加官晋爵。韩琦、曾公亮、欧阳修等几个诚惶诚恐，都不敢接受：别的不说，去年四月太后垂帘，他们刚加的官爵，不过一年多又要升赏，谁都怕惹个盈则亏、满则溢的无妄之祸。可英宗硬是坐镇延和殿，等着几位进殿叩谢，韩琦、曾公亮、欧阳修等拗不过，只好上殿谢恩了。英宗特别礼遇，又是赐坐，又是赐茶，几位自然更是感戴不尽了！富弼却根本不去领这个情！一等韩琦他们谢过恩，他就上书数落开了。
话，当然还是先从自己说起。立嗣、继承大统，我在守丧，没有点滴功德可言。朝廷也知道自己无功，可中枢七个人都有赏，唯独落下自己一个，好像说不过去，便提起自己早年为相时有过立嗣的建议，也算一功。可那时仁宗根本就不提这件事，与立圣上更风马牛不相及，显然是草诏学士张冠李戴。韩琦他们才是真正的有功之臣，自己决不敢与他们一起受赏。
由此往下，出气的曲笔就渐渐出来了。
自己即使有功，也微不足道。真正对皇上有大恩大德的是太后。从立嗣到辅政，到还政，哪一桩不是太后神明独断，日夜操劳，才臻于成功？结论只有一个：一切都是皇太后的赋予，与臣子了无干系。既然如此，圣上真正感恩报答的只能是太后，而不是别的任何人。可皇上不但不报答太后，反而因为垂帘时的一些龃龉心有不满，合了《诗经？谷风》所说，是所谓“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而忘了太后的天地大恩，却来赏赐微臣这样的丝发微劳，更是完全颠倒错位了。陛下应该重新颠倒本末，将力量放到如何报答孝顺太后身上，再不要只顾着恩赏臣子了！圣上只有推行仁孝，才能德化天下，达到大治。光靠金钱爵位感动人心，那力量是非常有限的。说得很堂皇，作比的也始终只是自家，那弦外之音，当然包括所有无功受赏的大臣。对同僚无能为力，却可以通过教训圣上的皇皇谠论来曲笔出气，这专制王朝的出气通道，也真别具一格呢！
前几章，朝廷没理睬。富弼又奏了几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