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李怀宇 西南联大里也有一些老师互相之间不服?
何兆武 这是很正常的,中国有一句古话:“文人相轻。”(笑)
李怀宇 你有没有留意当时在学校里面,左派与右派之间的矛盾?
何兆武 左派与右派之间的矛盾,有时候尖锐,有时候缓和一点,但是始终存在。抗日战争以前,在北京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抗日战争以前我在中学,但是大学的情形也间接知道一些,各个大学也是左派右派闹得很厉害。抗战以后,1937年到1938年,左派右派之间的矛盾缓和一些,那时候面临着共同的敌人了。1938年以后到抗战的中期,战局比较稳定的时候,左派右派的矛盾又尖锐了,一个表现是解散新四军,从那以后,矛盾就更尖锐一些。
。 想看书来
何兆武:兴之所至自由读书(3)
李怀宇 当时在学校你有没有接触过一些左派学生?
何兆武 那当然会接触。大家都生活在一起,当然各人有各人的意见,但是一般的不会太尖锐。也有个别同学把重点放在政治上,不过大部分人都不是过分地重视这些东西。
李怀宇 复员后,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学校分开,那种学术传统有没有断?
何兆武 我想是解放以后跟解放以前不一样,教育体制不一样,教育方式也不一样。
李怀宇 台湾大学在1949年以后是不是较完整地保留了那种学术传统?
何兆武 台湾大学最初一批人就是老北大的,傅斯年带的那一批人都是从老北大去的,姚从吾、钱思亮、毛子水。后来他们自己培养人才。
李怀宇 《上学记》里提到你有所保留的两个人,一个冯友兰,一个吴晗,书出版以后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
何兆武 吴晗没有,冯友兰的姑娘宗璞不同意。不过我觉得每个人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并不一定说每一个问题大家都一致同意。我是这么看,你是这么看。比如说,哥伦比亚大学授给冯友兰荣誉博士,奖励他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贡献,冯友兰也就接受这个博士了,在我看来就有点滑稽(笑)。因为包括冯先生自己都知道,有两个冯友兰。他在1959年写过一本《四十年的回顾》,认为四十年不堪回首,觉得自己是一个逆流,他否定自己,要争取做毛泽东的小学生。这显然有两个冯友兰了。哥伦比亚大学表扬冯友兰的贡献,是表扬逆流的冯友兰的贡献呢,还是表扬毛泽东的小学生的冯友兰的贡献呢?两个是截然不同的东西。那么,哥伦比亚大学很精,只提他的贡献,不提他的什么贡献。冯友兰答词的时候,他应该有个交代,可是他也不说,我觉得牛头不对马嘴。他说,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虽然古老,可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完全对不上口径,你的贡献你怎么看呢?这个戏演得非常滑稽,但是宗璞先生认为非常严肃,非常认真。那么,各人可以有不同理解,就好像看一个戏一样,你觉得很好,我觉得不好,可以允许观众有不同的反应和理解。我想我们可以各人保留自己的意见。
1946年,何兆武从西南联大毕业,先后到台湾、湖南教书。1949年,何兆武回到北京,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三个月后,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两年,又到西安工作四年。1956年至1986年,何兆武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
李怀宇 1949年回到北京后,你怎么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去学习了?
何兆武 那时候好几个革命大学,叫“革大”。解放战争胜利了,形势来得很快,那么大的地方需要大量的干部去接收,就在社会上找主要是中学生,还有一些在旧社会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进来学习三个月,就出去工作。那个大学跟我们普通的大学不同,我们大学是有专业的,几年才毕业,它是三个月就毕业。来了学什么呢?学政治理论、马列主义理论、《人民日报》社论,还要改造思想,自我检讨,做思想总结:我是旧社会过来的,我有个人主义,要不得。后来学习政治的风气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比如说社论出来了,我们学习怎么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谈个人的体会。
李怀宇 心理落差大吗?
何兆武 当然也有些不习惯,过去思想自由惯了。学习的时候结论是摆在那里的,比如说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大家都要进行到底,没有一个人说:我们半途而废吧。(笑)
李怀宇 自由惯了的人,是怎么适应过来的?
何兆武 所以要改造思想,就是要改造这种自由散漫的作风,一定要纠正,《毛泽东选集》里面有一篇《反对自由主义》,这就叫自由主义。
李怀宇 你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对胡适怎么看?
何兆武 胡适那时候名气大得不得了,而且影响也大。胡适的地位有点像解放以后的郭沫若,但是跟郭沫若还有点不同,就是郭沫若的牌子是当局要树立的,胡适跟国民党毕竟不是一条路,所以国民党并不树立胡适这个牌子,胡适这个牌子倒是他自己闯出来的。
。 最好的txt下载网
何兆武:兴之所至自由读书(4)
李怀宇 后来批胡适的时候,你怎么看?
何兆武 那是运动啊,大家都得批。后来批吴晗的时候,大家都得批吴晗,你不批吴晗,自己过不了关。
李怀宇 余英时写过,在美国时大家谈起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钱锺书忽然对费孝通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无情得很吗?”
何兆武 那也可以原谅,当时的条件是那样。
李怀宇 当时你对郭沫若的文章和行为怎么看?
何兆武 郭沫若也是高度紧跟的。郭沫若在“文革”里边很惨,他两个儿子都是非正常死亡。解放前,他是一面旗帜,一面左派的进步的旗帜,影响还是大的,可是解放以后不一样了,地位也不一样了。
李怀宇 在北京时,觉得当时读书的风气怎么样?
何兆武 解放以后,没有自由读书的风气了。可以读的就是标准的学习文件,没有自我探索的兴趣。后来我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挂了个牌子,应该研究历史吧,可是不行,还有人看着你。一个人在看鲁迅的书,工宣队把他训斥了一顿:不要看与运动无关的书。还有一个人看马克思的《资本论》,结果也是被训斥了一顿:你不要好高骛远,你就老老实实地看你的小红书,好好检查你的思想(笑)。一个研究所,鲁迅也不让看,马克思也不让看,我觉得这太荒唐了。
李怀宇 你在历史研究所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何兆武 主要工作就是学习,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文化大革命”,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
李怀宇 1957年“反右”对你有没有影响?
何兆武 那当然有,政治上倒没有给我戴“右派”的帽子,因为我没有活动,也没有发言,所以没有抓我(笑)。
李怀宇 你跟你的上司侯外庐接触多吗?
何兆武 接触多,因为他就是我们研究室的主任,直接领导我们。他有点书呆子气,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什么都要找马克思的原典,政治有时候不是凭原典的,是凭当时的需要,所以他有时候赶不上政治的步伐。
李怀宇 你在历史研究所的时候就开始搞翻译了吗?
何兆武 对。搞翻译算起来是资本主义的自留地,说是要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所以不鼓励个人去搞什么。今天你可以干一些自己想干的工作,那时候不可能。
李怀宇 后来上面让你去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何兆武 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上边交的任务。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请罗素到中国来访问,罗素同意了,可是一直身体不好,就把他的《西方哲学史》送给毛泽东。当时商务印书馆找我来翻译这本书,我还不知道这是上边交的任务。“文革”的时候说我这是“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因为罗素是资产阶级。幸亏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书是毛泽东交给译的,我想给我这个帽子的人也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那他也是反毛泽东了。
李怀宇 1966年“文革”爆发时,你在北京看到的情景是什么样的?
何兆武 天下大乱,看到的每一个场面都是惊心动魄的。1966年的冬天,我那时候住在城里,红卫兵押着彭德怀去游街,那时候彭德怀很老了。北京冬天刮风,非常冷的,把他五花大绑,也不戴帽子,头发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