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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了，让台湾人心服了。这是一。
许倬云：只有“全人类”和“个人”是真实的（8）
第二，现在讲###运动，很多要角都是当年“皇民”——天皇的子民——的后代，正如香港也有一批专门说英文的华人。在日本统治之下，日本人把本来地方上的领导阶层赶走了，把他们庞大的产业让二手地主接下来了，二手地主原来是大地主的租户，现在变成产业所有者。租户成了地方领袖，把子弟送到日本去留学，大半是读医，一回台湾，不能做大官，不能开大公司，医生是最好的职业，这叫做皇民，皇民要全家讲日本话。到1940年时，大概全台湾百分之四到五的人是皇民。太平洋战争开始了，兵源不足了，皇民的人口提升到百分之七到八。仗打完了，皇民的人口大概不到百分之十。这些人基本上没有受中国教育，基本上是完整的、彻底的日本教育。到1945年，国民政府在打内战，到台湾搞接收的是最差的福建纪律不好的部队，福建公务人员也不好。军队的纪律不好，公务员的操守不好，台湾人很失望，他们看惯了日本军队非常有纪律……这些人是对中国看不起的，像李登辉，他说中国是“清国奴”，他们脑子里，中国不现代，日本是现代的。蒋介石带了九十万人到台湾以后，台湾的政权基本上在外省人的手里，本省人只有跟蒋家比较合作一点，才去沾一点边边上的位置。这也是他们心里摆不平的地方，到今天以民主程序的话，要把这个倒过来。
另外一个理由，这个中国我们能回去吗？……我解释这么详细给你听，你就了解这中间的前因后果，累积起来，而且中间有一批人从来没有受过中国的教育。要把中国的成分拿走，才有独立的可能。但是紧箍咒就是“一中”原则：美国只能接受的“一中”原则，变成紧箍咒，怎么都去不掉。只要美国不肯去掉“一中”，台湾人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李怀宇 你的《万古江河》就是把“台湾百年的变化”作为最后一节。
许倬云 因为这本书本来是写给台湾人看的，本来在台湾发行，在大陆发行是蹦出来的。在大陆发行时改了一些，但是不太伤元气。写《万古江河》时我有原则，不写政治、战争、制度、帝王将相，写老百姓。
李怀宇 为什么没有写同时期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历史？
许倬云 我无法写，因为1949年以后我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些事情，这一段不能靠史料，就像我写台湾后面那一段不是靠史料。
李怀宇 《万古江河》的写法跟以前中国通史类的著作有些不一样，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世界眼光。
许倬云 我是有意这么做的。我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做系主任时，第一个事情是修改课程：中国是一圈；东亚各国——日本、朝鲜、韩国、马来西亚、越南、蒙古是一圈；再外一圈是美、俄、英、法、德。我教学生理解，你读历史不能光读中国史而已。你看了《万古江河》之后会理解：中国从来不是孤立的。从新石器时代就给人家文化，拿人家文化。从新石器时代逐渐并合，并合中原，并合中国，并合到大中国。它的视野、它的领域都在跟外面接触，准备走向大世界共有的大人类，为我们下一代的孩子准备这条路，将来中国必定是全世界的一部分，不能独立于外。
李怀宇 你在五十岁以后对中国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
许倬云 那时候我就拿最大的“全人类”、最小的“个人”这两个当作真实不虚的东西。余外，国也罢，族也罢，姓也罢，都是空的，经常变化。哪个国的疆域没有变过？哪个族是永远这么大的？哪个姓没有中间变化而来？哪个地方是永远同一个地名？哪个村永远是同一批人？都是变化的，只有全人类全体跟一个个人是真实的。
李怀宇 在你之前，像陈寅恪、钱穆先生这些前辈有没有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中国历史？
许倬云 寅恪先生为什么写《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他要指出唐朝是一个混杂的东西。为什么写《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因为他的家里经历了同光年间的清流与浊流之间的党争，写牛李党争是同光党争投影过去的。他写的关怀基本上不在历史本身，自己摆在历史里。他写柳如是，是讲一个无可奈何接受了革命的人，留下来没有走，后来是很懊悔的。但是当时为什么不走呢？世家子弟吃不起苦，逃了一次难已经苦死了，不想再逃第二次难。他写陈端生，是“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他特别表彰孟丽君这种男人里没有的女子，来看不起世间一般冠冕堂皇的人物。他早期写印度神话，是探索中古以后中国接受了外来的影响，尤其是佛教。他跟宾四先生很不一样，宾四先生是爱国主义，但是寅恪先生一辈子没有写出一个类似通史的东西。
许倬云：只有“全人类”和“个人”是真实的（9）
李怀宇 为什么这么多史学家里，陈寅恪先生不写通史？
许倬云 他有能力写的，晚年眼睛瞎了，环境又不好，于是人间少了一部好书。
李怀宇 你是不是把《万古江河》当作晚年对中国历史考察的一个总结？
许倬云 对。我另外还在写一本《万古江河》的姐妹篇，那是投射到未来的。写中国面对未来的世界，每一章讲一个问题，中国的演变过程，加上平行的在其他文化系统里演变的过程，然后未来是变成什么样子。历史学和未来的预测合在一起。
倪匡：我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1）
倪匡
1935年生于上海，1957年到香港，1992年移居美国，2006年回到香港。
居港期间，倪匡创作了大量小说、剧本、散文，其中以卫斯理系列小说最为著名，为创作量最高的华语作家。
我和古龙是1967年在台湾第一次见面，之前我代武侠小说杂志约他写稿，他写了《绝代双骄》。他写了一段就断稿，我帮他续了很多。所有名家的小说我都续过，金庸续过，古龙续过，卧龙生续过，诸葛青云续过，司马翎续过，我喜欢续小说，我觉得很好玩。
倪匡先生的住处位于香港铜锣湾，高处可见豪宅，低处是一片旧楼，他说：“每天看着窗外风景，告诉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刚坐下来，他就介绍：“我们在美国的房子很大，见过的人没有不喜欢的。这房子是一个建筑家专门建给一个舞蹈家住的，三层五千多尺只有一间房，反而有四个洗手间，古怪到极点，我一看就喜欢。”
从平静的美国回到热闹的香港，倪匡顺其自然，说起美国神采飞扬，谈到香港妙语连珠。一个下午的采访，是在笑声中度过的。
我说：“今天是来听你讲故事的。”“有人叫我写自传，我的自传三百字就可以写完。我从1957年来香港快五十年了，这五十年除了写稿，还是写稿。”倪匡操着有浓重口音的粤语，讲话速度飞快，“写稿之外，就是吃、睡。人家问我现在忙什么，我整天睡觉，而且一睡就做梦，人家笑我的人生有两次，梦中一次，现实一次，好像庄子一样，都不知道是现实还是梦中。我的很多小说都是做梦做出来的，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小说在梦中想到很古怪的情节，我一定即刻跳起来，记录下来，要不然明天就会不记得了。昨天我就梦见潜到海底，见到一条古怪的鱼，奇怪，我根本就不会潜水。”
这位自称是世界上写汉字最多的作家，即使今天出品锐减，谈起写作，还是感慨良多：“我写稿除了稿费没有第二个目的，没有什么崇高理想。因为我发现我来到香港以后，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除了写稿，我去打任何工都不够资格，不够学历，不够经验，也不够能力。我做生意都亏得厉害，一次炒股票，一次炒黄金，我以为最容易了，结果亏得几乎跳楼。最后只有哈哈大笑。现在我知道，上天造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本事，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本事，不要硬来。”如今酒烟的配额已经用完，最大的乐趣是读书。在谈话中，他对后辈作家的作品如数家珍：王安忆的《长恨歌》虽然婆妈，也觉好看；余华的《兄弟》是晚清讽刺小说以来最好的讽刺小说；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要看三遍才看明白；平路的《何日君再来》有相见恨晚之感。对自己的妹妹亦舒，他也不忘吹捧：“亦舒的小说好看，文字简洁明了，情节发展得快，人物性格鲜明，这是小说的必要条件。”
谈到兴起，倪匡起身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