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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只有“全人类”和“个人”是真实的(6)
李怀宇 1970年怎么去了匹兹堡大学?
许倬云 匹兹堡大学邀请我去当访问教授,本来是要回来的。我们带了两个箱子、一个娃娃,没有想到留在美国几十年。去了匹兹堡大学以后,台湾的长辈陈雪屏先生告诉王世杰先生说:倬云啊,回来环境不好。他们就让我待在匹兹堡大学,留下来。
李怀宇 陈雪屏先生是余英时先生的丈人?
许倬云 是的,当时是国民党的秘书长。
李怀宇 此后一直就在匹兹堡大学?
许倬云 一直到现在,我的房子还在匹兹堡大学。我有历史系和社会系两份聘书,我教东亚史、社会变动、中国古代史、历史研究法,等等。
李怀宇 匹兹堡大学的社会系很强,杨庆先生与金耀基先生都是匹兹堡大学社会系的?
许倬云 是的。我到匹兹堡大学主要是杨庆先生要我去的,他还一直帮香港中文大学建立社会系,由中大借去的。所以匹兹堡大学和中文大学有特殊的渊源,等我后来到中文大学去了七年,每次半年,也是由中大借去的。
李怀宇 杨庆在社会学的建树如何?
许倬云 他回来帮助社科院重建社会学,国内的社会学是他跟费孝通先生一起重振起来的。那时候他把中国美化,我跟他意见不一样。那是1973、1974年,中国并没有那么好。我说:中国不是你讲的那样。我俩意见不一样,但是到他死,我们感情还是很好。他是爱国主义。
李怀宇 那时候王浩、杨振宁也曾经回来过,经历相似。
许倬云 你现在跟杨先生谈话,他会回忆当时他被懵的事情。他是非常爱国。
李怀宇 爱国应该是海外学者共同的感情。
许倬云 但是,我到五十岁才拿自己的爱国思想摆在一边,我觉得不能盲目地爱国,我要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人类社会跟个别人是真实,国是经常变动的,不是真正存在的东西。我在抗战期间被日本人打出来的爱国思想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到五十岁,我理解到多少罪恶都是以国家之名在进行。
李怀宇 你去美国时四十岁,从此在美国扎了根?
许倬云 但是到1972年以后,我就每年回台湾。我母亲还在,每年暑假回来看老太太。所以,我跟史语所的关系一直不断。我现在还是史语所的特聘研究员,不退休的,因为我不拿薪水。
李怀宇 你的研究是很多学科的交叉,不单单是历史学、社会学。
许倬云 对,兴趣问题。我对很多课题都有兴趣。
李怀宇 后来你在匹兹堡大学的学生中有一位在国内非常有名。
许倬云 王小波!我跟他是缘分,我还是很想念他,他是个有血性的人,诚实、热情,而且相当聪明。每个星期三我跟他谈一个下午,东拉西扯,什么都谈。反正他提问题我就回答,我不是给他答案,是教他怎么思考。
李怀宇 人家写文章讲他:坐无坐相,站无站相,非常散漫的一个人。
许倬云 我说他是“惫懒相”,站着歪歪倒倒,坐在那里,他的脚翘在桌子上,我的脚也翘在桌子上。
李怀宇 你们在一起聊些什么?
许倬云 他对世界上许多事物并不清楚,譬如:自由主义,人权,解放与放任之间差别在哪里?资本主义要不要衰败?共产主义跟社会主义究竟差别在哪里?反正他进来问问题,我都跟他讨论,我提出三五不同的方向:你可以这么想,可以那么想,你自己找你的路去。
李怀宇 你也曾经对他的文字提出建议?
许倬云 我跟他说,你的文字写得太松、太浪费,要炼字炼句,他听我的话。他起初不服气,我就把他的文章改给他看,说这些都是浪费的,一句就够了,他服帖了。文章要干干净净。
李怀宇 他的文章中不少以他下乡当知青的经历为背景。
许倬云 这是最后一个伤痕文学。伤痕文学很多,但是留下来的很少,他的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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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只有“全人类”和“个人”是真实的(7)
李怀宇 更重要的方面是,他在美国时对一些现代观念有了新的认识,这样在写文章时有一个好的思想框架。
许倬云 理清楚头绪了,他用讽刺、嬉笑怒骂的笔调写严肃的问题。对问题本身的思考方式,我是帮了他忙的。
李怀宇 当时是李银河在读学位,他却没有?
许倬云 对,他是跟着李银河去陪读的,他在中文系选课,那里的课都是教洋娃娃说“你好吗?”“火车站在哪里?”之类(笑),他就找我,我就说聊天好了,个别指导。
李怀宇 现在国内有很多“王小波门下走狗”。
许倬云 (笑)现在他的书有很多人读,银河现在也很有名啊。她当时读的是社会学,杨庆先生和我是指导委员,她有选我的课。她那时已经注意到性的问题。
李怀宇 当时她的学习成绩如何?
许倬云 不错,这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当时一起从大陆去的学生有十来位,就她一个人读出来了。
李怀宇 李银河最近很红,你有注意她的一些言论吗?
许倬云 我有注意,她最近有一个同性朋友,对不对?也无所谓,人有做事情的自由。小波走了以后她也很寂寞,这也是应该的事情。这样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许倬云在美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任教过。,近年在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等高校讲学和主持学术研究。他关注两岸三地,用多民族和全球视角思考中国历史。历时三年完成著作《万古江河》,阐述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李怀宇 晚清以来,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外来思想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主要在哪里?
许倬云 最大的转变是把欧洲的史学研究方法拿进来了。寅恪先生写的文体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期刊的文体,规格、体裁、讨论问题的角度都是德国史学的,是傅孟真先生带回来的。史语所建立以后,就成了全中国史学的指标。
李怀宇 在70年代,台湾正在转型,而大陆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当时你在美国关注得多吗?
许倬云 在70年代,我主要关注台湾,希望台湾能够逐渐走向开放民主,花了很大力气。我想这么大一个中国,“文革”是天翻地覆,谁也没有办法措手。当时我在香港的书店里,看到从地上堆起到肩膀这么高的字画,唉,看了伤心:有的泼了墨,有的刺刀刺穿,有的剪刀剪开,好字画呀!国内拿去卖的,五块港币一张,等于废品。要是我把这么一堆买了,花不了几百块钱。我心里不忍心。多少好的艺术品在里面,后来下落怎么样我不知道了。
李怀宇 八年抗战和十年“文革”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许倬云 八年抗战没有摧残,而是凝聚、吃苦、一穷二白。人家问我:抗战对你们经历怎么样?我说:bleeding to white——血都流白了。但“文革”不是,“文革”是摧残,摧残文化,摧残人格。抗战时穷归穷,苦归苦,危险归危险,人格都在。钱宾四是在抗战的炸弹声中写了《国史大纲》,陈寅恪许多重要的著作都是在逃难中写的。
李怀宇 中国台湾、香港乃至新加坡、马来西亚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没有断?
许倬云 现在也差了。台湾本土化的运动以后,也差了。他们不要中国,要本土,也是跟“文革”一样荒谬。台湾就是中国嘛,你怎么可以说:我只要手指头,不要身体呢?
李怀宇 你最近几年在台湾多吗?
许倬云 差不多半年在美国,半年在台湾,在台湾的半年还扣掉在大陆的一个月时间。
李怀宇 我们身处大陆很难理解,在台湾“去中国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市场?
许倬云 我可以解释给你听。1895年割台,台湾人的情绪是,你有十八个儿子,为什么独独挑我一个?Why me——为什么是我?割台以后恩断义绝,这点很重要。日本人治台,跟治朝鲜、治东北不一样,相当花力气。有一个人叫后藤新平,主张把台湾建设成一个现代的地方:排除了瘟疫、盖好了水利、普及了教育、不贪不污的法院。这些事情,让台湾老百姓心里投降了。1895年到1905年十年之间,台湾的抗争此起彼伏,伤亡大概二十多万人,这个数字很庞大。但是等到1905年以后改变政策了,让台湾人心服了。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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