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资中筠 担负了很重要的历史使命的感觉!(陈乐民大笑)我们两个年轻人都不是党员,忽然在敌对势力的圈子当中,觉得自己要站稳立场。
陈乐民 我们的这种做法还被我们上面的一位领导批评了,说我们没有经过组织的同意。
资中筠 我们自己请奥地利的同志吃了一次饭,那时候我们没有权力请人家吃饭。
陈乐民 我们还没有经过组织的允许,擅自同外边接触了,而我们这么年轻,根本不够条件、不够资格这么做。后来也没有把我们怎么样。
资中筠 那时候还算宽容了。
李怀宇 什么时候结的婚?
资中筠 1957年7月结婚,那时候国内正在“反右”,我们暂时回来了一下,莫名其妙地参加了几次会。本来没有想着在那个时候结婚,后来领导动员我们:你们干脆结了婚出去,方便一点。后来就结婚出去了。那时候结婚无所谓的,就去登记了一下,我们那时候住集体宿舍,就让我们占一间屋子。那天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有一个小小的聚会,什么仪式都没有。我记得那时候布票都是分配的,结婚以后可以去多领几丈布,做被子,还挺人道主义的(笑)。同事们凑钱送一个暖壶、一个脸盆,挺实用的。
李怀宇 婚后又去了维也纳两年?
资中筠 后来又回到维也纳了,因为苏联跟奥地利交涉以后,又可以到维也纳办公了。待到1959年回来,我们认为是临时回来,所以很多东西也没有搬回来。忽然又说不去了,因为跟苏联吵架吵得太厉害了。1959年中苏开始出现分歧,吵得一塌糊涂。我们留下很多很好的书,都没带回来。
李怀宇 维也纳是音乐之都。
资中筠 对,非常好的地方,但是我们在那儿受到的禁锢特别厉害。只能在苏占区走,其他西方国家占领区我们根本不能去。但是,幸亏歌剧院是在苏占区,所以我们去过歌剧院。他们每年有音乐节,全世界最有名的歌剧院、管弦乐队到那儿演出,世界和平理事会前几个月就给大家登记买票。我们跟大伙去歌剧院看《茶花女》,还有其他的音乐会。后来觉得非常可惜,在那儿待了那么长时间,就是没有享受它的风光,连电影也没有去看,就在那个小圈子里生活。
陈乐民 资中筠:美国与欧洲文明一脉相承(6)
李怀宇 小圈子里有什么生活?
资中筠 挺有意思,各国共产党派来的人员,有一个工作班子,出刊物。法国、英国、西班牙、奥地利的工作人员,有时候也组织郊游,像我们国内的单位似的。放假特别多,各种节都过,比如说我们国庆也放假,十月革命节也放假,所有奥地利的传统节日他们放假,我们也得放假,左派右派的假都放,各国的国庆都放。工作语言是法文,你要不会说法文,就没有资格在那儿。我的第二外语是法文,在那儿又加紧提高了一点。
陈乐民 我们那个时候受禁锢非常自觉。
资中筠 还有,我们没有领导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在维也纳,我们连电影都不看,没有批准我们去看电影,我们就不去看(大笑)。只有领导在的时候带我们去看才去。
陈乐民 那时候我们写东西,根本没有个人的东西。
资中筠 而且底稿自己都不留,现在写东西要查就很麻烦。
陈乐民 我们写回去的报告底稿都在“和大”档案里,署名“陈资”,一入档案,连自己都没有资格看了。
1959年,陈乐民和资中筠受命从维也纳回国。陈乐民回忆:“我是很‘幸运’的:从到维也纳起,我亲证了中苏关系从‘兄弟般’的友谊到龃龉不断,又到矛盾冲突迅速激化,直到尖锐对立、关系破裂的全过程。”“文革”爆发后,全家下放河南干校,两年后,中美关系发生变化,需要外事人才,夫妻被调回来工作。
李怀宇 从维也纳回来以后做什么?
资中筠 回来以后还是到“和大”工作。1959年到1966年之间,还是不断地开会。中苏有了分歧之后,内容就是跟苏联吵架。我们那时候劳动强度很大,所以后来我就大病一场。我那时候做同声翻译,现在的同声翻译第一报酬高得不得了,第二是必须一个钟头换一个人,我们做同声翻译是一个人钉到底的,连续八到十小时是家常便饭,有时二十四小时熬通宵。到了风光那么优美的地方,不会想去看看风景,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等到安排代表团参观的时候,比如去划船,我就睡着了,在飞机上也睡觉,所以我现在特别能在飞机上睡觉。到1964年,我的身体就彻底垮了。
陈乐民 我回国后就主动申请下放劳动锻炼。那时我们思想上有一个包袱,就是被认为是“三门干部”,从家门到学校门到机关门,没有经历过与工农相结合。但是又以“工作需要”,总派我们到国外,不让我们下放。我们在维也纳的物质生活当然比国内优越,常常于心不安。1958年听说国内“大跃进”热火朝天,觉得没有躬逢其盛十分遗憾。到1959年,又听说国内开始物资匮乏,什么都要定量配给,觉得我们在国外“养尊处优”,更加坐不住了,于是和资中筠以及一位调去不久的同事,一同申请回国,与国内同胞“同甘共苦”。不过后来回国不再去倒不是由于我们申请,是由于和苏联吵翻了,我们撤出。
所以,我一回国就坚决要求下放。当时的思想就是如此,是诚心诚意的。资中筠因为正好怀孕了,所以不能下去。我下放在获嘉县,真正体验了浮夸、公共食堂、农村的赤贫和挨饿的滋味。那时每人每天口粮只有六小两(一斤十六两)毛粮(未去壳的麦粒),你可以想象吗?我在劳动时曾经因饿得腿软翻进水沟里。一年后调回北京,全身浮肿。但当时根本不会想一想大家挨饿的原因是什么……
资中筠 我虽然在北京,后来也浮肿了。同事中因营养不良得病的不少。
李怀宇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受到冲击了?
资中筠 “文革”不久,就到干校去了。像我这样的情况,一开始就有一些年轻人贴大字报,把我作为一个典型,说领导的干部路线有问题,重用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因为我出国比较多。
陈乐民 “文革”爆发的时候,我们两人的情况还不太一样,她在国内,我是随代表团出国去日内瓦开会。一般开会回来,总是我们单位的领导去接,那一次我们回来之后,没有人来接,我在车上的时候就问怎么回事。他们就讲:你到了机关就知道了。我一到机关,首先看到的是顶天立地的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致出国人员书。副标题是:做保皇派还是做革命派,何去何从?我在国外工作,当时脑子里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保皇派”,什么是“革命派”,觉得天下是要变了,接着就是“走资派”啊什么的。
陈乐民 资中筠:美国与欧洲文明一脉相承(7)
资中筠 我已经挨了不少大字报了。
李怀宇 在国外的时候知道她挨批的消息吗?
陈乐民 不知道。
资中筠 不通消息的。我的处境在“文革”时候跟他还不太一样。“文革”的重点是“当权派”,我们还好不在学校,在中央机关,连小科长都不是,所以还在“群众”中,没有被揪斗。我们在“造反派”和军代表眼里都是非劳动人民出身,没有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但是我出身问题更大,总比他突出一点。在“文革”之前,也被认为领导重用得多一点,我一年要出国八次,不但代表本单位的,而且被别的单位借调。比如说,五一、十一毛主席、周总理在天安门接见外宾,我总会上天安门,当时我自己没有觉得什么,但是同事看在眼里,可能会觉得什么。所以运动一来,就觉得领导怎么对这个人这么重用,一开始就成为“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典型,被打入另册。
李怀宇 下放的时候一起下放吗?
资中筠 我先下放到京郊,他还在单位。后来林彪“一号通令”下达后,整个机关下放,我们全家连小孩子一起都到河南干校去了。
李怀宇 还好一家子在一起。
资中筠 一家子在一起,起先是男女分开住集体宿舍,大通铺。后来我们主动要求住在老乡家里。
陈乐民 不,在住到老乡家里之前,还给我们一间房。有一段稍微好一点,成了家的能够分到一间房子。再一段就是军代表提倡我们下去跟老百姓住在一起。
资中筠 后来自己建房子,在干校就有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