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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乐民 我这个不是战争影响,是解放战争以后了。
李怀宇 资老师说在清华的时候不知道你,你知道她吗?
陈乐民 我也不知道,她比我高两班。我上燕京大学的时候身体不太好,耽误了一年。
李怀宇 清华大学的学术气氛对你影响很深?
陈乐民 当时教我的老师在清华还不算突出的学者,但是清华的学术气氛很好,只要你进到清华园去,你就会感受到这个地方是学术大师云集的地方。如果不是院系调整,你就会感觉清华园这个地方是那么的和谐,大师云集。但是我进去以后,赶上的时间就越来越短。比如说,我进去没有多久,就赶上知识分子学习改造教育,你看杨绛写的《洗澡》,就是那个背景。这些老先生上台去做检讨,把自己骂一通,但是仍然可以感觉到这是清华,别的地方不可能有这么一批老教授。
李怀宇 现在来看,院系调整对当时中国高校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资中筠 非常大,而且每一个大学的传统都给打断了,重要的是把文科打断了。它是大力地发展工科,比如把清华的文科并到北大,各个大学的文科都并到北大,并不是说北大文科就壮大起来了,而是整个萎缩了。
陈乐民 不仅把清华大学的文科打掉了,同时把清华大学文科对理科和工科的影响也给打掉了。过去清华大学理工科的老先生都有文科的基础,以后把文科一弄掉,清华大学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工科学校。
资中筠 当时的理念是连理科都不要了,跟工科分开,学苏联的那种,而且高度实用主义。
李怀宇 对你个人的影响是什么?
陈乐民 我那时候临时调出去工作,等毕业的时候我回到清华,清华大学说:你已经不在清华了,你到了北大了。我的同学已经把我的铺盖拿到北大。我到北大去,没有怎么上课,就毕业了,我也没有毕业考试,但是给了我文凭。
1951年,资中筠毕业后分配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1953年调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这一年,陈乐民毕业,也分配到这里。1955年,陈乐民被派到维也纳工作,一年后,资中筠也被派去。不久两人相爱,1957年7月结婚。
陈乐民 资中筠:美国与欧洲文明一脉相承(4)
李怀宇 毕业后工作没多久,“三反”“五反”时资老师家就受到了冲击?
资中筠 那时候政务院底下有文教委员会,我跟宗璞一起分配到对外文化联络局,跟专业对口,但是报到的时候被宗教事务局留下了,他们说需要外文人才,就把我们两人给留下了。我们不高兴,当然也没有办法,那时候得服从分配。后来我不太安心工作吧,还被批评了。“三反”“五反”了,我就开始挨整了。原来我已经入团了,并且要求进步,希望将来能够入党,因为我们这些人叫做“历史清白”,解放以前没有参加任何党派活动。我父亲被认为是“进步民主人士”,参加了第一届的政协筹委会。忽然一个“三反”“五反”,他们都有问题了,都停职反省了,而且天津报纸头版头条登出来,说他是大奸商。然后我们单位就开始动员我划清界限,从那开始,我就老检讨,老是跟家庭划清界限,老得改造,没完没了。
从那时候开始,我跟家里就比较疏远了。当然后来运动过去以后,对我父亲做了结论,叫“完全守法户”,不存在违法的事情。我们全家就从天津调到北京来了。私营银行没有了,我父亲的职务就变成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一直到他去世。从此,他就不怎么说话了。
李怀宇 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
资中筠 1953年我被调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他那一年毕业分配过来。但是我那时候对他没印象。我们开始熟起来是都被派到维也纳。他1955年去,我1956年去。
李怀宇 当时在维也纳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资中筠 没事的时候就出刊物,每个礼拜都得开书记处的会议,我们做翻译,公文来往得翻译成中文,给领导看。工作语言是法文,也是整个机构的共同语言。我们不懂德文,但是奥地利的报纸是德文的,所以还有一个奥地利的工作人员每天把新闻从奥地利报纸摘成法文,我们再给领导念。世界和平理事会有各种各样的会,每次开会之前要准备好多好多材料,整天就干这个。现在回过头看,都是配合苏联的外交,凡是苏联要跟美国谈判,就要制造舆论,召开和平理事会,通过一系列决议,其实那些决议都是支持苏联的观点。
维也纳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奥地利那时候属于英、美、苏、法四国共同占领,所以有苏占区,有西方国家的占领区,光是维也纳就分成几块。那时候社会主义国家的人要访问西方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书记处在维也纳的苏占区,有各国的人,我记得总书记永远是法国人,因为法国共产党是第一大党。中国的书记是李一氓,当然底下就需要有翻译兼秘书,陈乐民先调去了。1956年我临时出国开会,完全不知道要长期留下来。我们到瑞典去开会,那时候去的西方国家只能是瑞典,因为瑞典是中立的,而且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多国家都不承认。我随代表团去那儿开会,忽然就通知我不要回国了,到维也纳去吧。我记得后来还托人把衣服带来。我还记得到维也纳去,就是陈乐民来机场接我的。他非得来接我不可,他是工作人员,管这些事嘛。我就在那儿住了三年。
那个地方圈子很小的,中国人只有几个。没有建交,所以没有使馆,那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李一氓和他夫人,陈乐民和我,再加上一个厨师。李一氓是四川人,他是美食家,专门从四川调了一个厨师,所以我们那几年吃饭吃得特别好。
李怀宇 后来变成两家子加上一个厨师了。
资中筠 这是一个很小的圈子,而且我们的行动非常不方便,因为我们那时候的纪律得两个人出去,不能一个人出去,怕被绑架或自己跑了,所以在这种纪律之下,我只能跟陈乐民同行。我不能说要出去买东西,让李一氓夫人陪我去吧。他们是大领导,我们是普通工作人员,就只能在一块了。
李怀宇 第一次见资老师的印象还记得吗?
陈乐民 资中筠:美国与欧洲文明一脉相承(5)
陈乐民 第一次见她,我们在工作,我是在联络部一科,她是在三科吧。
资中筠 不记得了,反正不在一个科。
陈乐民 毫无印象,我们是同事关系。我们好像没有怎么……就自然而然地恋爱了(大笑)。
李怀宇 什么时候开始谈恋爱了?
资中筠 1956年碰上一个共患难的事情,就是“匈牙利事件”。这一年,匈牙利发生一个大游行,反对苏联。毛主席为什么要“反右”,跟“匈牙利事件”的刺激有很大的关系。那时候有一股自由化的浪潮,反对原来的思想禁锢,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匈牙利和波兰开始群众游行。
那时候正好是李一氓回国了,决定不再调他回来,但是新的领导没有来,结果剩下我们俩,加上一个厨师。那时候是没有使馆的,我们很难及时直接地接到国内的指示,要得到指示,得从维也纳到捷克的使馆,当然很近了,坐火车去,陈乐民去跑的。当时很年轻,一点经验都没有,忽然一下没领导了,碰上“匈牙利事件”。那时候不是苏占区了,整个奥地利统一以后,奥地利政府可以对它所有的区域都实行主权了。世界和平理事会被认为是共产党领导的左派组织,所以奥地利政府就把书记处封了。那时候我们特别紧张,又没领导,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我想,我们的关系是经过这个事情密切起来的,有点共患难的感觉。也许看小说看多了,我们还想着,说不定就会被抓去坐牢了,帝国主义把你关起来了(笑)。后来把整个世界和平理事会赶走了,赶到了芬兰,因为那时候的苏联对芬兰影响较大。而那时候领导还没有来,就我们跑那儿去了,空了三个月没有领导。“匈牙利事件”之后,我就觉得关系更进一步了,因为共患难了。
陈乐民 那时候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是一种神圣感。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二十多岁,住宅又被封了,就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那一年真是一种缘分,有一点觉得……
资中筠 担负了很重要的历史使命的感觉!(陈乐民大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