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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们两个都各有所虑，软中带硬地表示拒绝。蒋介石左右权衡，感到与其把改编后新四军的指挥权交还给共产党，不如采纳陈诚的建议，让既与国民党有着较深渊源，又被共产党冷落了数载的叶挺去当这个军长。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枪杆子”掌握在谁的手里是看得非常重的，在自己武装改编后的指挥权问题上坚持不向国民党政府让步。当蒋介石在中共领导的江南游击部队改编谈判尚未议定，即发布由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后，毛泽东随即电令经改编组成新四军的，只能占江南游击部队的五分之三。并强调：江南游击部队，“均须中共中央派人亲去传达改编指示，然后集中。”
1937年10月，国共关于改编组成新四军的协议达成，共同认可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为副军长。
“此时，蒋介石以为：我父亲在接受新四军军长任命后，会先去拜见他这个委员长，因为父亲当军长的任命是他先发布，近10年来共产党对父亲也不怎么好，所以父亲应该对他表示忠心和感谢。谁知道我父亲却在接受任命后，先于副军长项英而到了延安。蒋介石对此异常不满，大发脾气，认为他上当了。” 叶正明说。
由于在有些文章和书籍中，在写到叶挺到延安与毛泽东见面交谈到叶挺的党籍问题时，多数描述为是毛泽东首先提出要恢复叶挺的党籍。此处仅举一例：“谈起党的问题，毛泽东征求叶挺意见：‘你愿不愿意恢复党籍？’叶挺说：‘从心里讲，我离党十年，为离群孤雁，思想极度苦闷，思念党，做梦都想投入党的怀抱，但此时这种身份，我认为暂不宜恢复党籍。我作为无党派人士，可自由地与国民党官员交往，调解国共两党矛盾，代表新四军向老蒋要枪要军费。’他的这番表态，得到毛泽东的夸奖：‘说得好，考虑周全，完全同意。’”
但叶正明对我们说此说不确，在恩施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他问过父亲，到延安时谈过党籍问题吗？叶挺对他说谈到过，但所说与当今有些文章和书上写的正相反，不是毛泽东向叶挺提出党籍问题，而是叶挺先向毛泽东提出来的。
叶正明说：“父亲到延安后和毛主席谈了整整一夜，父亲说：我已经当了军长，党籍的问题能不能恢复。当时我父亲想法是即便不能公开地恢复党籍，哪怕秘密地恢复也行。可是毛主席说：你不当共产党比当共产党起的作用更大。当了共产党你就不能当新四军的军长了，许多话和要求也不好说了，因为国民党不会让共产党员当新四军的军长，也不会采纳共产党的建议和要求。但毛主席也向父亲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即并不是你叶挺不能当共产党员，而是你不当共产党员对开展工作更有利。父亲听从了毛主席的这种安排。”
毛泽东与叶挺的谈话，还说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第一个总司令的问题，毛泽东说叶挺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个总司令。其实不论此话是不是毛泽东说的，事实确实如此。以中国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第一支部队，就是有“铁军”美誉的北伐军第四军第12师第34团，亦称“叶挺独立团”，以叶挺的名字命名。在号称“向国民党打响第一枪”的南昌起义中，叶挺又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1927 年12月的“广州起义”中，叶挺又被推选为“工农红军”总司令。而在此前的1927年9月，“秋收起义”虽打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号，但只有第一军第一师的建制，没有设置总司令。
以往“十年消沉”说的一个论据，也出自叶挺的此次延安之行，即叶挺到延安后，在中共中央组织的欢迎会上，讲话说：“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时间，趴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了。”这说明叶挺自己承认“脱党”和“消沉”。
但是叶正明认为，他父亲的那番话，既不是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会议的郑重说法，也不是组织的正式结论，而是他在受欢迎的场合上的一种自谦的形象表示，并不能以此认定他父亲自己承认长时间“脱党”和“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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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拟好了致妻子的绝命电报
9、饶漱石亲自找叶挺谈话，要他出面与堵在前面的国民党军谈判/叶挺拟好了致妻子的绝命电报，准备战死/蒋介石亲自出马对叶挺“劝导”/父亲要蒋介石先释放被监禁的部下，自己听任处置
叶挺一生坎坎坷坷，在率领“铁军”北伐取得汀泗桥、贺胜桥大捷后，又几度指挥大的军事行动，都以失利告终。例如“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后部队南下，最后兵败广东；“广州起义”，因叶挺率部赴海陆丰的正确主张被否决，也失败了；在国民党掀动###高潮的“皖南事变”中，一些以军党委名义开的军事会议，叶挺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更何言掌握军事行动决断权，结果皖南的部队除2000余人突围外，阵亡被俘近7000人。
在“皖南事变”中，副军长项英一度带着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与部队脱离。叶挺在得知此情后，商由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署名致电中共中央：“项英、国平、子昆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去，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
待项英等再度和部队会合时，皖南新四军已陷入绝境，在整体突围无望的情况下，叶挺决定分散突围。这时，饶漱石亲自找叶挺谈话，要他出面与堵在前面的国民党32集团军108师谈判，并说明他代表的是党组织的意向。
叶挺本不同意谈判，他已拟好了致妻子的绝命电报，准备战死，只是经饶漱石一再劝说，他才同意赴敌营谈判。由于此前派敌工部长林植夫谈判，已遭敌扣押，故叶挺此去笼罩着浓郁的重蹈覆辙的阴霾。
叶正明告诉我们，他后来听当时随军部行动的画家邵宇、赖少其等回忆过当时的情景：军长一行几个人走后，天色即渐昏冥，其他几位领导人就换好了衣服，做好了分散突围的准备。他们记得项英换了一身伙夫的衣服。但邵宇他们没能突出重围，被俘后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
“父亲与叶钦和、叶天流等人下山到了108师，果然遭到了扣押。不久，即被转押到安徽省宁国县的32集团军司令部。我们一家是在澳门听到皖南事变和父亲被扣押的消息的。当时我母亲正在听粤剧，她是广东人，喜欢听粤剧。听说父亲遭扣押后再无声息生死未卜，她心急如焚，立即四处托人打探父亲的消息。后来通过廖承志，找到了原新四军的副官梅文鼎，请他帮忙进一步摸摸情况并设法营救。得知梅文鼎将前往关押父亲的上饶时，母亲还把一些衣物交他带给父亲。”
由于一连串的“劝降”对叶挺都没起作用，国民党方面便将叶挺相继送往上饶、重庆、桂林等数处秘密监禁。然而“皖南事变”毕竟是桩令举国震动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除了采取行动上的对应措施外，还通过社会舆论对国民党掀动的###高潮予以有力的揭露和反击，民众的义愤被激起，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对“皖南事变”有个说法，并妥善处理该案。
面对社会的诘问，国民党当局处境狼狈，在一系列“劝降”无果后，“皖南事变”一案长时间不得了结。为此，蒋介石不得不于1942年5月12日，亲自出马对叶挺“劝导”。因此事异常秘密，不为外界所知，但颇有心计的叶挺却凭借记忆，留下了一份简洁的文字记录。而几十年来，叶正明夫妇一直倾心于收集与父亲有关的资料，所以藏有这一记录的复制件。现抄录于下：
卅一年五月十二日晚八点半。
甲（指蒋介石）步入客厅频频点首，口哼哼不止。三人（指蒋介石、叶挺、郭忏）三角对坐毕。
甲：身体还好？
乙（指叶挺）：还好。
甲：一年来修养怎样？有什么反省觉悟的地方？这几年没有让尔做点事。
乙：屡经挫折失败，自觉能力薄弱，无法应付环境。
甲：尔这个人太老实，上了人家的当还不觉悟。人家叫尔回去尔就回去；叫尔打就打，人家利用尔完了还会杀了你。去年（应为前年）为什么不来见我就跑回去，人家要尔回去，尔就回去？
乙：因为辞职没有批准，只好回去。对×××（指新四军）案子我已尽了自己的能力。第一次给我们移动的命令，是我到上饶商议决定的。大意是，因皖南敌情和地形关系无法渡江，必须走苏南渡江过苏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