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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苏联。对此，周恩来当年就有过叙述：“广州起义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做报告，共产国际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应该给叶挺申冤。”
叶正明对我们说：“父亲离开以后心境渐渐平静了下来，感到不该这样甩手就走，不管怎样委屈，事情还是应该对党讲清楚。于是他又回到苏联找共产国际，但没有人理他，甚至有些挺熟的人见面就规避，这才促使他前往德国，开始了一段流亡生涯。”
叶正明还告诉我们：“在恩施的时候，我曾问过父亲当年为什么要离开党？父亲对我说‘我没有离开党，是党不要我啊！’父亲的话从60年代周总理的一次讲话中，可以得到印证。总理说：‘叶挺在莫斯科的日子非常不好过，那个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根本就没有参加广州起义，却写了篇所谓的《广州起义纪实》，向叶挺身上泼污水。叶挺写了篇广州起义的总结报告，却不许他申辩，反而由共产国际的代表越飞出面，通知叶挺被开除党籍。’”
“根据这些材料，有关方面应该出面做一个正式的结论，说明我父亲没有‘自动脱党’。我听说当年共产国际的档案已经解密了，前些时候王若飞的孩子王兴和夫人张鼎丞女儿张九九去俄罗斯，看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我希望有关研究人员能帮我们查一查，找出有关广州起义和处理我父亲问题的档案，我父亲究竟是被共产国际开除党籍还是他自动脱党，就会大白于天下了。”叶正明在说这些话的时候，透露着由衷的真诚。
叶挺何以“消沉”十年
7、“消沉”十年，在逻辑上是难以说得通/那期间母亲每星期买一斤多肉，让大家过过瘾/“父亲有时就会耍孩子的狡黠伎俩”
另一个叶正明感到难以接受的有关他父亲的说法，就是叶挺在广州暴动失败以后有个“十年消沉”的阶段。
从一个舍生忘死的革命军人，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次武装起义中表现出卓越运筹指挥才干的将领，到突然遭到错误的指责，并被冷酷地关在了共产国际的门外，这对一个满腔热情的革命者无疑打击太沉重了，他随即做出较情绪化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此时的叶挺，毕竟是一个15岁就因倾心革命剪掉辫子而坐过清政府的牢房，戎马生涯16载，在军事战略上已显得相当成熟的将领了，有着这样经历的人，却一“消沉”就是漫长的十年，在逻辑上是难以说得通的。
再揆诸事实，从叶挺在十分艰难的生存环境下，自行研读德国军事方面的著作；从始终关注着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斗争发展的动向和情况；从主动地和他认为是有中国共产党背景或与之可能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员联络来往，如廖承志、阳翰笙、柯麟、梅文鼎等；从拒绝陈诚、陈济棠等拥蒋###者“共事”的邀请，却和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共同反蒋抗日的老关系、老“袍泽”携手，参与擘画军政事务；又从加入由宋庆龄主持的“反帝民族解放大同盟”，且活动积极等等来看，他的人生很难说是消沉的。
叶正明对有些文章和书籍编来编去，说叶挺在和党断了联系期间生活异常困难，靠开饭馆、摆小摊、卖油条等等维持生计的谬传比较反感，说这些都是假的。
“但我们从一些比较严肃的回忆中看到，叶挺在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确比较艰难。身份公开的共产党人虽然没有直接与叶挺接洽，可周恩来好像指示过负责情报工作潘汉年，通过廖承志、柯麟等人辗转接济过叶挺。”我们问。
“那倒是可能的，我们的生活的确不宽裕。家中的孩子也渐渐多起来，不是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我记得那个时期母亲每星期拿一块钱，买一斤多肉，让大家过过瘾。但没到那些文章和书里编的那么惨。”
叶正明告诉我们他后来听父亲讲，他处境比较惨的是南昌起义南下广东失败后那一段。队伍最后被打散的时候，只剩下叶挺和聂荣臻及两个警卫陪伴着周恩来。当时周恩来病得非常厉害，高烧40度，都变得脱了形。直到后来找到了地方党组织，安排好对周恩来的治疗，叶挺和聂荣臻才与其辞别潜往香港，分手时叶挺把只有他携带的一支手枪留给了周恩来，所以他和周恩来的友情是很深的。
“在香港由于忘了与在此的广东省委机关接头的暗号，广东省委不敢贸然接纳他们，害得他们漂流数日。为了节约开销，他们在一家靠近池塘的早茶店吃饭，我父亲一边吃，一边把吃光的盘子悄悄丢进池塘里，因为这里的习惯是吃完了按桌子上的盘子结账。我父亲有时就会耍这种孩子的狡黠伎俩。”叶正明说到这儿自己也笑了起来。
“广州起义失败后父亲的逃亡主要是险。因为国民党盘查得非常严，我父亲早就遭蒋介石通缉，又是一个知名的将领，很容易被发现。在码头登船赴香港时，也是我父亲想出的主意，自己扮成个瞎子，戴着个黑墨镜，一手拄着竹竿，一手拉着我姑姑，这才躲过了盘查。”
结束欧洲的生活回到澳门后，叶挺一家没有收入来源，生活就靠夫人李秀文的嫁妆。“我的外祖父家里还是有些钱财的。当年我父亲向母亲家求婚，外祖父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等你当了团长以后。那时候的人总免不了封建意识的影响，讲究个功成名就。父亲和母亲结婚的时候，已经当了独立团的团长。婚前外祖父提出的第二个条件，是待结婚的时候，要把自己的家产全部卖掉，给母亲当嫁妆，但由父母负责给他们养老送终。所以后来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和他们的大女儿女婿，也就是我的姨母和姨父，一直和我们家生活在一起。”
“母亲的嫁妆大概还不少，但具体有多少我也不知道，反正保障了一家人那时的食用。我们家在澳门买了一小幢房子，还租了一套房子。我的母亲和外祖父母很长时间都住在澳门。这是因为父亲投身革命后，他不希望家破人亡，就让母亲一大家搬到澳门，这里毕竟有别于国民党统治区，即便有特务也不能那么肆无忌惮，所以相对安全些。父亲还要我姨父照顾家庭，后来哥哥和我也都住在澳门。”
我们问他当年住的那寓所还在否，叶正明说：“那幢房子如今还在，如果你们有机会去澳门，还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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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先向毛泽东提出党籍问题
8、叶挺同周恩来谈话后，向陈诚提出愿意出面组建新四军/蒋介石恼火叶挺当军长不来拜谒自己，却去了延安/ 叶挺先向毛泽东提出党籍问题/ 毛泽东说叶挺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个总司令
1936年5月，潘汉年从苏联兜了一个圈子回国途经香港。中共中央交给他一项任务是到澳门看望叶挺，把根据形势变化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调整了革命方针策略，正在着手促成国共再度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等新情况，跟叶挺通气，争取他的支持参与。党终于又主动与叶挺联系了，这使他很兴奋。
翌年初春，叶挺举家迁往上海。7月初，周恩来应国民党之邀赴庐山谈判，他偕博古、林伯渠到达上海的当夜即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周恩来等在上海逗留的一周中，向上海的地下党负责人讲解新时局下的统一战线方针和工作方略；秘密会见高层民主人士；安排情报工作，日程很紧，但还是经潘汉年安排和叶挺见了一面。
有著述说，周恩来和叶挺在此次会面时，谈到了中共在江南数省坚持游击战的部队改编的问题，并希望叶挺能参与这方面的工作。叶挺就是在同周恩来进行了这次谈话后，主动向陈诚提出愿意出面组军，改编中共在江南的游击部队，甚至提出新军番号为“新四军”，请陈诚带话给蒋介石。
据我们所知，周恩来等上庐山谈判的中心议题，就是红军的改编问题。虽然在庐山要谈的主要是陕北红军改编问题，但思维缜密的谈判高手周恩来，或许早把在江南数省坚持游击战的红军的改编及如何与国民党就此周旋诸问题，纳入了他的考虑范畴。
蒋介石在对中共领导的江南数省游击部队改编后，由谁出任统帅一事一直颇费心思。他心中的理想人物是陈诚或张发奎，可他们两个都各有所虑，软中带硬地表示拒绝。蒋介石左右权衡，感到与其把改编后新四军的指挥权交还给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