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俗话说：在商言利。
商人不言利、不逐利，就不是商人了。
但是，商人逐利，也应有道。
《吕氏春秋·慎大览》云：“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
说明高明的商人，是善于投资、善于让利的。为了更大的利益，有时可以放弃暂时的或微小的利益。吕不韦在子楚身上的投资，便是去小利、得大利的经典实践。
春秋时，范蠡泛舟五湖经商致富，曾多次散财救助贫困朋友和家乡父老，即《史记》中所谓“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有意思的是，范蠡并未因乐善好施而影响他积聚财富，反而“三致千金”。这倒应了《吕氏春秋》里的话：“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或许，这是上天对“富好行其德者”的报偿。
更为可贵的是，《吕氏春秋》提出了计利当计天下利的观点。
《吕氏春秋·恃君览》云：“天下之士也者，虑天下之长利，而固处之以身若也。利虽倍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安虽长久，而以私其子孙，弗行也。”
经国巨贾吕不韦（19）
这种计利要为天下的长远利益着想的观点，虽然是针对“天下之士”讲的，对商人也同样适用。
商人只知赚钱，充其量是一个赚钱的工具，殊不足取。成功的商人、高明的商人，都应该有社会责任感，既为自己的切身利益着想，也为国家和百姓着想。
人，在满足了物质需求之后，应该有各自的精神追求，没有哪一个人甘愿吃吃喝喝地度过一生。
胡雪岩曾说：“商人荣枯，系于国运。国泰则民安，民安则市盛。是故，有德之商，多好行其德。所谓‘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是为鸿商大贾也。”
可贵的是，中国商人自古便有报效国家的传统。春秋时期，秦国派兵###郑国，郑国商人弦高贩牛行至黎阳津，得知秦国大军即将偷袭郑国的消息后，立即派人星夜回郑国报信，自己则选肥牛二十头，冒充是郑国的使臣，拦住正在前往郑国的秦兵，声称奉郑国国君之命前来“犒劳”秦军。秦将孟明闻言大惊，说：“吾师千里远涉，正以出郑人之不意，可以得志。今郑人已知吾出军之日，其为备也久矣。攻之则城固而难克，围之则兵少而无继。”遂打消了袭郑之谋，转而偷袭滑国。
这位为了自己祖国的安全，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献牛秦师的弦高，可谓最早的“爱国商人”了。事实上，每到国家危亡关头，中国商人们的表现可圈可点。
胡雪岩就深谙“商人荣枯，系于国运”的道理。在湘军攻打太平军盘据的杭州城时，他买米十万石送给湘军做军粮，并筹措白银十万两劳军，要求湘军攻下杭州后不要伤害杭州的老百姓。清军占领杭州后，清军和浙江人都感念胡雪岩的恩德，将大量银两存入胡雪岩的钱庄。多财善贾，胡雪岩凭借雄厚的资本从事贸易，不几年便赢利逾千万。
据《清史稿·食货志》载，每有战事，清军的粮饷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商人们的捐助。文中说：“或遇军需，各商报效之例，肇于雍正年，芦商捐银十万两。嗣乾隆中金川两次用兵，西域荡平，伊犁屯田，平定台匪，后藏用兵，及嘉庆初川、楚之乱，淮、浙、芦、东各商所捐，自数十万、百万以至八百万，通计不下三千万。其因他事捐输，迄于光绪、宣统间，不可胜举。”
无论是在辛亥革命前后，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国内外的许许多多中国商人也都慷慨解囊。被誉为“万金油大王”和“报业大王”的胡文虎先生“爱国观念不敢后人”，在9·18事变发生后，率先捐出两万元支援东北军民；淞沪会战时，他又电汇一万元给十九路军。1941年，他捐献国币200万元作为对抗战伤亡将士的救济款，还买了50万元的抗日公债。在抗日战争中，胡文虎先生捐献的财物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致电嘉奖：“情殷爱国，迥异寻常。”
除此之外，胡文虎先生一生中还为慈善公益事业捐款达2000万美元。1954年9月5日，胡文虎先生在美国夏威夷去世后，《星岛日报》专门发表悼文，纪念这位世界闻名的爱国商人、大慈善家。悼文说：
“现在胡先生虽不幸弃我们而长逝，但是胡先生的事业是不朽的。为着继承胡先生的伟大精神，就是仁慈与博爱，这一点如何发扬光大，乃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我们希望海内外仁人君子，与社会贤达，共同匡扶，长期于成，同人不敏，窃愿永久追随。
我们谨以此意敬告胡先生在天之灵，最后高呼：胡先生精神不死！”
与胡文虎先生一样，陈嘉庚先生也是爱国商人中的杰出代表。
陈嘉庚先生在辛亥革命时，就捐款支持革命党人和孙中山的革命活动。9·18事变爆发后，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华侨大会上发出通电，激励华侨投入抗日爱国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召集南洋各地华侨举行代表大会，出席大会代表168人，正式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嘉庚被选为总会长。该会在南洋各地设有分支机构85个，总会设在新加坡，从多方面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自抗战以来，南洋各地华侨汇款回国平均每月就达2500万元。除了捐款外，该会还招募了3200多名汽车驾驶员和机修人员回国参加运输工作。
在经营工商企业的同时，陈嘉庚还热心于文化教育事业。1913年起，在集美、厦门、闽南、新加坡，先后创办和赞助了许多学校。1924年创办《南洋商报》，唤起华侨投入反日运动。
他不仅热心在家乡办学校，而且在海外也热心侨胞的教育事业，资助建立发展爱国学校、崇福女子学校、中华女校、南洋女中、南洋华文中学、南洋大学等华侨学校。在经商亏损的情况下，宁可企业收盘，也绝不停办学校。陈嘉庚一生为了办学究竟捐过多少钱，人们已经很难算得清了。与陈先生交往较深的洪丝丝先生在《陈嘉庚办学记》一书序言中说，陈一生对教育事业所捐献的钱，如果当时买了黄金，估计相当于现在的1亿美元左右。
陈嘉庚先生有名言云：“金钱如肥料，散播才有用。”他经商30年获利1900万元，仅资助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就花去800万元。
1919年，陈嘉庚先生发表演说指出：“吾国今日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凡属财产家，宜捐其一部分振兴教育，以尽救国责任，国家存在，而后国民之幸福乃有可言。否则为犹太之富商，任人侮辱宰杀，生命且不可保，安从而娱乐耶？”为什么他致力于兴办教育呢？他认为这是“欲立国于世界而求免天演淘汰”的唯一手段。
与陈嘉庚先生捐款时的大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和他的家人却过着异常艰苦的生活。据其亲属回忆，他用餐常常是一碗番薯粥、一块红豆腐乳。平时，他身上的现款不超过5元，从不在外头乱花一分钱，连菜馆、咖啡馆也从未光顾过。他一生只看过一部电影，那是一部为筹赈会义演的片子。陈嘉庚不仅自己生活简朴，而且要求家人也过同样的生活，他的夫人给已经上学的儿子陈国庆买了一条领带，被他看见了，斥为浪费，不许给儿子用。陈国庆后来自己工作，才用自己挣的钱买了一条。
1961年6月23日，陈嘉庚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首都2000多人参加了公祭陈嘉庚大会，毛泽东送了花圈，誉之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公祭结束后，由周恩来、朱德领先执绋，护送灵柩上灵车。
得知陈嘉庚先生逝世的消息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联合各界，举行有万人参加的追悼陈嘉庚大会。灵堂中，陈嘉庚巨幅遗像上的横匾写有“万世流芳”四个大字，两旁悬挂一对挽联：
前半生兴学，后半生纾难
是一代正气，亦一代完人
被誉为“一代完人”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尚不多见。陈嘉庚先生足以当之！
像胡文虎、陈嘉庚先生这样的商人，才是真正的“鸿商大贾”！
三、人无诚信，百事不成
人们认为“无商不奸”，是商品经济不发达时代人们的一种偏见。
真正的“鸿商大贾”，最讲诚信。不讲诚信的奸商，最终是成不了大器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
如今人们常说：市场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