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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究竟是什么？是财富吗？在某种意义上是的，因为知识的种子能孕育生产、创造物质文明；然而知识有脆弱贫乏的一面，它可能成为空谈、谄媚或谗言，也容易被摧残、腐蚀、毁坏为垃圾或灰烬。
货币究竟是什么？是法宝吗？在某种意义上是的，因为它有丰富的营养，它能培植精神的花果。然而货币也有无耻无知的一面，它可能贬值或翻腾吹嘘成泡沫，它经常扭曲、污染、甚至扼杀新鲜的生命。
金钱不一定能转化为知识和智慧，因为这世界上有些珍贵的东西是大富豪无法买到的；知识也不一定都能创造价值和幸福，因为这世界上有些奥妙的玄机是书呆子无法理解的。
然而，许多知识分子从事的事业，如教育、科学研究、医疗卫生，大部分应该是社会公益事业，绝不能完全商业化（或所谓产业化）。学校不是商店，学生不是商品；医院也不是商店，科研机构更不是商店。教师、科学家、医生们，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他们没有所谓“身价”；他们的社会价值，他们所创造的精神文明的价值，是不能以金钱或官阶来衡量的。
贯串整个20世纪的始终，我国文化事业艰难萌芽、挣扎成长，好比一株青春之树，半身是不屈不挠、枝条茂盛、绿叶纷披；另半身却深受人祸天灾，枯败腐朽、凋谢飘零。鲁迅深恶痛绝的卑劣国民性：瞒和骗的手段、假公济私的伎俩，“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在反右和文革的浩劫中酿成“劣胜优败”的历史大倒退，迄今令人寒心、忧患忡忡。知识分子蒙冤受辱之时，便是中华民族濒临破产之日。今后，是新枝绿叶盖过枯败腐朽，还是枯败腐朽压倒新枝绿叶？这将民族的命运。而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就是我国现代文明的命运。
笔者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曾经跟先师吴祖光先生反复讨论一些问题。吴先生说：
新中国成立以后，进入50年代，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对《红楼梦研究》、对《武训传》、对“胡风”的批判一步步转入政治问题的范畴。到1957年的反右斗争，以号召向党提意见为名而向数十万响应号召提出各种意见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罪名提到反革命的高度，迫使千家万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人间悲剧；尽管在几十午后大部分得到“平反”和“改正”，但巨大的创伤却是永远难以弥补的。而发生在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却又是从迫害知识分子开始，十年浩劫，几乎使国家民族濒於毁灭。再三再四残酷践踏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以至生命，真是使人痛心，使人伤心。……近代，推翻满清政府的孙中山先生和他的大批战友、壮烈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新中国的领导人也大都是知识分子。再说，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哪一个不是知识分子？古今中外一切的生活现实都得不出仇视知识分子的结论。……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明，知识分子是建设国家的主要力量。（引自吴祖光《要信任知识分子》，在全国政协的发言。）
现代化的知识必需跟廉正高效之“权”、合法稳定之“钱”密切结合起来。新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绝不是依靠无知、无赖、无聊、无耻的流氓痞子们吹牛拍马所能“包装”“炒作”起来的。知识分子们，必须优化我们自己，强化我们自己！因为现代化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决不是假大空的豪言壮语，而是求真、务实、积极建设、提高民族素质。以自己掌握的现代化知识为强大资源，确保独立自主的经济地位，从而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支柱。这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前途，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
作者 2002年春节于北京——上海
2004年修订
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
内战期间，国共两党一直在争夺知识分子。这种剧烈的争夺，不仅体现在思想政治体制方面，而且体现在经济生活、工作条件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的“###之命运”生死存亡的争夺战中，多数青壮年知识分子（主要是学生）纷纷倒向共产党一边，而大多数中老年知识分子经过犹豫观望，也终于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历史的选择，绝非出于偶然。
1911年辛亥革命和1919年五四运动，促进了我国迎向现代化的世界潮流。20世纪20—30年代，我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并不低于日本，在京津沪宁杭一带的高等教育和出版事业是跟国际水平接轨的。根据《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考证——
1927年规定，教育界待遇如下：
教授月薪400—600银圆（合今人民币12000—18000元）
副教授月薪260—400银圆（合今人民币7800—12000元）
讲师、中学教师月薪160—260银圆（合今人民币4800—7800元）
助教月薪80—160银圆（合今人民币2400—4800元）
小学教师月薪40—120银圆（合今人民币1200—3600元）
1935年新闻出版界待遇如下：
社长月薪200—400银圆（合今人民币6000—12000元）
总编辑月薪150—300银圆（合今人民币4500—9000元）
编辑部主任月薪120—200银圆（合今人民币3600—6000元）
特派记者月薪约100银圆（合今人民币3000元）
一般记者和编辑月薪40—80银圆（合今人民币1200—2400元）
当时多数文化人可称“安居乐业” ，文教学术硕果累累。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内忧外患、战乱不断，破坏了中华民族文明建设的进程。到40年代以后，国民党政府的“法币”长期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价持续飞涨，造成经济上的致命伤。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下降、物质生活一年不如一年。
法币和金圆券时期的实际薪津
我国知识阶层的贫困化，是从抗日战争开始的。
1935年11月“法币改革”之初，1元法币可兑换1银圆，其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30—40元。但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国防政府在财政上施行了“以法币为筹码”的通货膨胀政策；加上贪官污吏的腐败、不法奸商囤积居奇、靠投机生意“发国难财”，造成物价飞涨。整个40年代，知识不值钱，知识分子待遇一直滑坡。
由于生活费用不断上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两个反映时代特点的概念，即所谓“底薪”和“实际薪津（金）”，意思就是基本薪水加上物价津贴。“实际薪金”的计算，是以底薪为基数，定出“薪金加成倍数”，再加“生活补助费基本数”。薪金加成的倍数和生活补助费，随着物价上涨每季度作调整，所以“实际薪金”也应该随之不断提高。
实际薪金 ＝ 底薪基数 × 薪金加成倍数 ＋ 生活补助费
1946年3月，国民政府###通知：生活补助费基本数为法币5万元，物价加成倍数为150倍。1946年12月，生活补助费基本数为法币17万元，物价加成1100倍。
所以底薪为600元（抗战前银圆数）的教授实领薪金（600元×1100＋170000元）＝83万元法币，实际收入合抗战前53银圆；可买23袋面粉，每袋44斤，共1012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1600元。 副教授月薪法币400元，实领薪金（400元×1100＋170000元）＝61万元，可买18袋（合792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1200元。底薪170元的助教，领薪金万元，可买10袋面粉有余，约合今人民币660元。底薪法币100元的小职员，实领薪金28万元，可买8袋面粉，约合今人民币550元。但这样的生活水平总比抗战时期好些。
1947年5月上旬，由于内战军费激增，嫁祸于民，国民党统治区物价猛涨。这时虽然又进行了调整，“物价加成倍数”是1800倍，生活补助费基本数增加到34万，但是一个教授所领的薪金142万元，不够买10袋（440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660元；下降到一个清洁工的水平。底薪150元的助教，实领的薪金61万元，不够买4袋（176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280元，下降到最低的贫困线。以后虽每隔一两月调整一次薪金，但与物价上涨速度相比，还是望尘莫及。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记者招待会上抱怨：“教授们吃不饱，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谈都是白费”！1947年9月21日，胡适校长致电###，说平津物价高昂，教员生活清苦，“请求发给实物；如不能配给实物，请按实际物价，提高实物差额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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