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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每天只买二、三分钱咸菜过日子。
新中国成立后，吴根福重进庆丰纱厂做木工，工资每月81元。但接连添了三个孩子，支出增加，经济情况又趋紧张。后来，大儿子考入了机器制造学校，学费、膳费全由国家负责；大女儿读小学，二女、三女读幼儿园，学费全由工厂负担。吴根福并享受了劳动保险待遇，情况有所改善。但碰到孩子生病等突发事件时，还感到欠缺。因此，庆丰纱厂历年来给了他们困难补助费近100元。
1956年工资改革时，吴根福被评为七级技工，工资增加为94元6角。鲍秀英也于6月24日重新进入纱厂，目前工资每月65元。家庭的工资收入共有159元6角。享受各种福利的收入，每月相当于23元多；实际月收入183元，人均26元。生活也就有了显著的改善。自去年下半年起，增用了一个保姆。全家衣服作了一次更新。鲍秀英在前三年一件衣裳也未添过，去年开始添置新衣，并添了两条新被；孩子们去年添置的衬衫、裤有十三、四件；于是两年来每年有余的购布券不够用了。
在饮食方面，目前小菜连油、盐调味每天约1元2角，与过去最困难时期每天3分钱咸菜相比，已有天壤之别。现在，光孩子们的鸡蛋、豆浆和白糖，每月就要12元。
他们不但要储蓄数字增加，还准备多买公债，前年只买5元，今年打算买50元。
小职员家庭
丈夫是纱厂小职员，妻子吴爱珍是新成区第二中心小学教师。现在他们住在大中里，连灶披间（厨房或兼饭厅）有大小3间房子。家中计有夫妇俩，4个子女和1个妹妹、1个甥女，共8口人。丈夫去年外调工作，每月寄回家用100元；工资改革后，妻子每月收入70元（月增6元），此外得到补发工资54元8角。人均每月生活费25元。
妻子原来也是职业妇女，抗战时期失业。当时丈夫也无固定工作，辗转于浙江、江西、福建各省。抗战胜利后进了上海荣丰纱厂。但因当时上海生活费用高，夫妇反而分居，妻子退居乡下。经过两年，丈夫才逐步添置了简单的家具，租了棚户区的一间薄板房子，在1947年把妻子接到上海。当时物价飞涨，一月数变，生活艰难。男主人发了工薪，马上买进柴米油盐以至草纸、肥皂；留下的小菜钱，却因为货币贬值而只能吃咸菜、黄豆芽。
1956年上海居民生活（2）
新中国初期，生活也仍然并未好转。大女儿生伤寒病时，特效药一瓶买不起而只能买半瓶。到1950年，他们才在纱厂同志的帮助下搬进了大中里。
1952年，妻子当了教师，家庭生活才有提高。生第五个孩子时，妻子病在医院，光输血就是600cc，但因为国家实施了公费医疗制度，200多元的医药费、住院费全由国家负担。
这几年来，他们除了存定期储蓄外，有奖储蓄已从两份增加到四份。1956年，妻子领到补发工资后，只买了一枝钢笔；凑满50元，又存进了银行。而当每年发行公债时，他们又早已作了准备。主人们很会节省。几年来主人们身上逐步出现了呢衣；1956年还第一次添置了丝绸衣衫。每个人身上都有了绒线衫。女教师参加晚会时，还另有漂亮衣裳。鞋袜齐全，寒假做单鞋、暑假做棉鞋，还买了一架缝纫机。
妻子说：“生活好了，在吃的方面也要动脑筋了。”他们一家七口吃饭，总是一荤两素一只汤；单是一只汤，就可以有豆腐羹、水炖蛋、罗宋汤，换各种花样；星期天有时还为孩子们调煮红枣、赤豆汤。现在，书报杂志，也比过去订得多了。
私方人员家庭
户主王万荣是公私合营荣昌祥广告公司中的副经理。家里经常有14口人吃饭，包括两个劳动大姐（女佣）和8个在大学和幼儿园读书的子女，另外还要照顾两个亲戚。
这一家庭在解放前生活十分富裕，男主人经常通过吃喝玩乐拉拢生意。解放初，这位经理的月薪是2400折实单位，合新人民币1250元。在“五反”期中，经理主动减自己的月薪为600折实单位（每个折实单位约合5角多钱）。此后，又因营业清淡，从600折实单位减到220元。当时营业虽仍未好转，但花天酒地的经营方式有了改变，因此生活仍然富裕。1953年合家集体游杭州，一次就化去200多元。那时，苏州、宁波等地的亲眷往来不绝，一住数月；家中曾有三个女佣（后来辞退其中一两个）。
1955年，王经理因历年来在公司中挪用公款和漏税，经查实，需要补缴赔款，就变卖了一些家产，负了债。加上公司营业仍未大力开展，220元的薪金时常前欠后拖。生活不再宽裕了。虽然那时还有每月100多元的房租收入，也终因开支浩大而陷入拮据状态。
1956年，这家公司在公私合营以后整顿了业务。这位新任副经理的220元固定工资能够按月发放了，家庭经济也得以安定下来。不久，政府又发放了定息，息款每年6000元。（注：如此，平均每月收入720元，人均50元）。冷落的门庭又开始热闹。从1956年底以来，住在家中的客人从未断过。劳动大姐（女佣）也恢复为两个。每日小菜钱已提高到2—3元。七个子女每月看电影从过去的7人次增到现在的20人次。出嫁的大女儿不再需要补贴家用，相反地由这里送去了新衣裳、新皮鞋。全月的家用开支又超过350元了。1957年起每月储蓄35元；主人还把今年发放的10月份公债缴款期以前拿到的定息，用来购买2700元公债。
失业人员家庭
户主汪礼亭48岁，父母子女共7人。他原在上海英商邮电银行工作。1954年银行申请停业后，遣散职工，汪礼亭失业了。当时所领遣散费相当于20个月的工资，家庭就以此维持生活。过去三年中，未有任何收入，但负担有所减轻。1954年户主离开银行时，大儿子已进大学，学费、膳费不要自己负担，享受人民助学金待遇。二子、三子原来读私立夏光中学、民立中学，学杂费（折合现行人民币）共116元，由于全市私立学校改为公立，学费支出也减轻为34元；四女原读私立崇德女中，学杂费53元9角，现考入武汉铁路运输学校，学费、膳费全免；五子是哑子，原在私立福雅聋哑学校读书，学杂费50元，现改在聋哑青年技术学校读书，学费3元。
此外，1956年政府取消房捐后，每年少支出40多元。就连第二个儿子患病长吃的500公分红旗牌清鱼肝油，价钱也于去年4月份从3元3角5分降为2元7角1分了。
1957年春节，户主汪礼亭找到了短期的临时工作。这一家仍然用不着申请困难救济。
总的说来，1956年居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但困难还是存在的。由于过去几年劳动就业人数过多，某些工厂企业也因部分原材料不足，1957年不准备多招工。今后收入难以大幅度提高。大中里的居民们在改善生活的同时，已注意到这些困难因素。33号居民鲍秀英介绍自己的收支情况时，一笔笔数目使她吃惊了；她惊讶1956年这一年中生活改变得太快了。她说：“就拿布票来说吧！去年刚刚找到工作，一下子就把布票用光，做了十几件衣裳。真不应该。今后一定要精打细算，注意节约”。（根据《文汇报》1957年4月1日的报道）
1956 —1957年的市场状况
按照如今的观点，市场销售量上升，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然而，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指令式计划经济时期，这却并不是什么好事，甚至政府部门还会为此而担心忧虑。
1956年上海市购买力有所增加、消费旺盛，但是新华社在当年9月10日的报导，却对此泼了一瓢冷水：
“今年上海消费市场盛况空前。工业生产的巨大增长，使工人们增加了一笔很大的收入。最近国家机关实行工资改革，干部们拿到了补发的工资，公私合营企业发放了职工的欠薪，私方人员也拿到了为数达二千五百多万元的股息。全国各地工矿企业川流不息的派出成千的采购人员到上海采购各种物资。这些巨大的购买力使这里的商店门庭若市，旅馆夜夜客满，娱乐场所游客如云。但是在这种繁荣的景象后面，也开始透露出一些奢侈浪费的不好倾向。”
“最近一个多月来，全市许多著名的高级饭店、酒楼，忽然一反夏季营业清淡的惯例，天天有人请客宴会。每天黄昏五六点钟，已经座无虚席。上海近来因为台风影响和面临副食品生产淡季，小菜场上荤素菜供应不足，商业部门虽然派出专人，不辞辛普远至东北、内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