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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的……” 我从未听到过的关于车祸的说法，所以感到万分震惊。我感叹道：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这不可能，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些……”但我立即道歉打断了他。 米高扬不动声色地说道： “我非常熟悉那个地方，离李维诺夫的别墅不远。那里是个急转弯，所以，当李维诺夫的车拐弯之后，路上横着一台卡车……所有这些是事前安排好的。斯大林是干这一行的高手。他把内务部的人叫来，当面布置任务，然后就出了车祸，最终斯大林想除掉的那个人死了。类似的情况有不少。犹太剧院著名演员米赫艾斯，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阿普列祥等等一批人都死于这种车祸……” “斯大林有理由惩罚李维诺夫，”米高扬继续说道，“战争的最后几年里，当时李维诺夫基本上已经靠了边，住在别墅里。来莫斯科的美国高级官员们一般按照老习惯利用机会，经常看望他。他们的话题各种各样，其中也包括了政治……” “其中的一次谈话中，美国人抱怨说，在许多问题上苏联政府立场十分固执，美国人跟固执的斯大林很难打交道。李维诺夫对此回答说，美国人不必感到无望，这种固执也有某种限度，因此，如果美国人表现出一定的强硬，施加相应的压力，那么苏联领导人也会让步的。这次，以及李维诺夫的其他谈话都被窃听并记录。有关情况报告给了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成员。我也读了这个报告。李维诺夫的行为使我们感到愤慨。实质上，这是叛国罪，变节。李维诺夫向美国人提建议，如何与苏联政府打交道，以损害苏联的利益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先，斯大林想审判并枪毙李维诺夫。但后来决定，这会引起国际丑闻，使盟国间的关系复杂化，所以，他一直拖着这件事。但他没有忘记。他根本就不会忘记这类事情。因此，多年之后，斯大林决定不显山不漏水地执行自己的判决。结果，李维诺夫死于车祸……”
米高扬谈李维诺夫之死（2）
考虑到米高扬给我讲述的这一切非常重要，我问道，我能否，当然是援引他，在自己的某本书里使用这段话。“我希望，”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说，“如果能够走到这个时期的话，我将来亲自有机会把这一切讲出来。但是，如果我来不及的话，那么您可以根据情况和理性的考虑，使用这个信息。” 回到编辑部之后，我立即把米高扬的谈话详详细细地记了下来。这些年来，记录稿一直保存在一个可靠的地方。现在，当我公开这段话时，我没有违背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的意志。 至于事情的实际，我想，没有理由对米高扬那番话的真实性发生怀疑。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斯大林血迹斑斑的受迫害者名单上，又添上了一个蒙难者，揭开了又一个残忍的犯罪。 我想补充的是，关于李维诺夫从苏联驻美大使任上被解职有另外一种说法。其实质在于，在莫洛托夫1942年春的伦敦和华盛顿之行期间，西方大国，正如前文所述，承诺年内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但后来又拒绝履行诺言。这在英美社会各界引起了愤怒的浪潮。在美国举行了各种示威、游行等等，其中邀请了李维诺夫前往演讲。自然地，他批评了美国政府的行为。在跟斯大林的某次谈话中，美国大使哈里曼表示，罗斯福总统对苏联大使的类似讲话不满意。哈里曼补充说，大使不应该批评所在国的政府。 这看起来，是宣布了李维诺夫为不受欢迎的人。对于本来就不喜欢李维诺夫的斯大林来说，找到了召他回莫斯科的借口。可能，如米高扬所说，莫洛托夫的倾扎也起了作用。同时，美国人将大使赶出去，也刺激了斯大林。显然，华盛顿认为，为了接替李维诺夫，将会从莫斯科派一个职位更高的人。但这里，斯大林决定要给美国一个难看，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步骤：将大使馆的参赞安德列·葛罗米柯提升为大使了事。 。 想看书来
故宅瓦砾场（1）
我费尽周折回到基辅，家里却是一片狼藉，父母亲早已经不知去向。 我回到莫斯科，马不停蹄地赶往德黑兰。 这件事情暂时似乎过去了，但最终还是被贝利亚所利用…… 1943年11月6日，红军解放了乌克兰的首府。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我立即请莫洛托夫批准我飞一趟基辅，以便弄清楚父母的下落，因为从希特勒军队占领基辅之后，我便再也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了。 “去吧，”莫洛托夫说，“让科西列夫了解一下，什么时候情况允许，并跟军方谈妥，让他们用顺路的飞机带您过去。当然，1941年您没有采取措施及时疏散他们，是太轻率了。” 此前，我曾经给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解释过，事情是怎么回事。从德国回来之后，我立即告诉了父母，后来我们经常通信。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周，没有人料到德国人会占领基辅。在信中能够感觉到父亲的信心，即乌克兰的首都无论如何是不会放弃的。跟我一起离开柏林的图比科夫将军，在西南方面军获得任命，做了守卫基辅的方面军参谋长。我请他在必要时关照一下父母。我从他处得到的惟一音讯是，一切正常，叫我不要担心，因为基辅的防御坚固，牢不可破。那是不可饶恕的太过自信。事件的发展比预料要快。古德里安的坦克师团迅速从两侧包抄基辅。在某个时刻，还有可能将部队带出包围圈。那样的话，图比科夫就有可能在最后一台车上安排我的父母。指挥部队的基尔博诺斯将军哀求大本营批准有秩序地撤出乌克兰首府。但是，斯大林禁止撤退，并要求部队拼死抵抗。成千上万的官兵陷入包围，牺牲或者被俘，而不是撤退、在别的战场继续战斗。当希特勒的坦克冲进方面军司令部时，基尔博诺斯和图比科夫开枪自杀。我跟亲人的联系就此中断。 1943年11月11日，有一架军用运输机去基辅，机上为我找到了一个位子。我准备了一些食品——面包、黄油、腌猪油、香肠，把所有东西装在一个小手提箱里。考虑到部分路段可能要步行，给我办了一张由外交人民第一副委员维辛斯基和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签发的通行证，要求各军政机构向外交人民委员助理别列什科夫在基辅出差期间提供各种协助。 莫斯科快到11月的时候，天气已经变冷了，所以我决定穿上毛皮大衣。这是我从德国回来之后不久在寄卖店买的，因为我的全部冬装都留在了柏林。这件毛皮大衣非常奢华——这样的衣服在革命前的俄国只有富人才穿得起：结实的黑色厚呢子，缝着貂皮围脖，海龙皮领。跟大衣一起卖的还有一顶黑色缎子底的海狸皮帽。这两件一套，跟沙里雅宾著名画像上的一模一样，价钱非常便宜——总共1100卢布，而当时我的月工资是1800卢布。有意思的是，当时莫斯科的寄卖店里塞满了这样的毛皮大衣和女大氅。提前从首都疏散走的人们，卖光了带不走的东西。原来，在革命、内战和三十年代的饥饿之后，莫斯科的居民手里还剩下了不少财产。 但是，我随身带着如此奢华的大衣，却是一个错误。飞机在第聂伯河的左岸布罗瓦雷着陆之后，我一路上搭各种卡车、马车、或者步行走在难民、一队队受伤的散兵、走出森林的游击队员、甚至那些绝望的、衣衫褴褛、被战争变成居无定所的人流中。我一副发国难财暴发户的样子，往往引起敌视，因此每个手里有枪的士兵，或者头戴扎红带子的高加索皮帽、身穿用机枪子弹链交叉扎着的棉短大衣的游击队员，都认为有职责拦住我，检查证件。我手里的证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够产生必要的效果。但也会有某些人怀疑其真实性，拖着我找“大官”进行检查。我应该说，许多人对我的上司怀着巨大的敬仰。看到证件之后，会问道： “您真的是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的助理？”……并且会尽力帮忙。然而，无休止的检查终究用去了许多时间。晚上9点左右，我才来到了第聂伯河岸边。在浅沙滩，到处弃置着被打烂的、扭曲的武器装备——德国的和国产的，房屋烧焦的框架冒着烟，空气中弥漫着焦糊味。满月照亮着前不久这场苦战的景象。基辅著名的链桥无助地耷拉了下去。钢质拱桥掉进了河中。砖桥墩孤零零地竖着，就像大地测量标记一样，向对岸渐渐远去，消失在迷雾之中……我回想起，1920年我们跟父母亲也是在这个地方，在12月的严寒里，看着被波兰人炸断的链桥架在冰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