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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地打听到，我的师傅受伤复员，现在又回来了。当他拿着做好的衣服出来见我时，我没能认出他。前不久他还是个营养良好的小伙子，现在他成了个衰弱无力的老头子。他发现了我非常吃惊，对我说： “战争能把人变成这个样子。我听了满脑子胜利的战报，兴奋地上了前线。别信这些报告。那里只有地狱和死亡。身体上我活着，但内心早已经被杀死了……” 他眼里流出了泪水。显然，他见识过从未打过仗的人不可能想象的东西。我这一代人暂时也还没有体验到。不过很快，千百万苏联人将被迫遭遇这个可怕的秘密。
柏林阅兵（3）
八月份，我被召回到莫斯科。我必须立即去向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报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德语学校（1）
我在基辅的德语学校上学。 小伙伴们不能忍受体育老师的折磨，决定进行报复。 国内的大清洗也波及到了这所学校，德裔的校长和老师们接连被捕。 基辅德语学校纪律严明，但这纪律不仅仅是对老师的尊重。虽然我们所有人被灌输，在苏联时代鞭笞处罚和其他体罚是不可思议的，并受到法律的严惩，但在路德街的学校里不会背课文或者不听话的学生不仅被罚站，在教室罚跪一节课，而且还揪耳朵，至于打后脑勺更是家常便饭了。谁告状，谁倒霉。一年级所有的课程由年纪轻轻，高个子淡黄头发的萨克森人巴乌里担任。他刚刚从德国过来，不知为何他被迫紧急离开那里。有传说他是德国共产党的“战斗队员”。在完成了领导交给的某个重要任务之后，他被迫躲藏起来。我们还不清楚，什么是“战斗队员”，但这个词听起来挺吓人的，所以我们大家对他都怕怕的。他给高年级教体育课，绝不饶恕那些他不满意的学生。他最喜欢的方法，就是用有力的胳臂夹住不听话的学生的脑袋，然后用灰色的洗衣肥皂擦他的嘴。肥皂是用鱼油做的，所以气味很难闻。受害者想要把恶心的泡沫吐出来，不停地吐出肥皂泡，上气不接下气地狂喊着。这更加挑起了折磨者的好斗心理，他更加忘我地继续刑罚。周围的学生们吓得发抖，一动也不敢动。但是，有一次我们终于下决心报复他。 我刚到学校的时候，便得知两个高年级的男孩子们——德语学校成立时间不长，所以只有四个班——从去年起就分成两帮。每一帮人都有自己的头领。一个叫廖卡，另外一个叫久卡。我立即加入久卡这一帮，他很像我喜爱的电影演员道格拉斯·费尔本克斯。班里的绝大多数人相互势不两立，所以经常会发生激烈的斗殴。我不止一次回家时鼻子流着血。妈妈吓坏了，她叫父亲去学校，制止这种胡闹，而父亲则说会句笑话敷衍过去，他说，真正的男人应该自己会保护自己。可是，当出现了共同的对手，譬如临近一所学校名叫马扎率领的一帮欺负我们的女孩子时，我们当然会合起来。就在这样的一次停战中，报复的计划成熟了。 “巴乌里的侮辱我们还要忍受多久？”久卡对自己的对手说，“应该教训他一顿，哪怕我们要为此受一阵罪。” 廖卡开始思考，他开始使劲啃指甲，他注意力集中时，一般都是这个样子。最终他回答说：“我有个主意，我们商量商量吧……” 他们躲进了厕所…… 很快，这个计划连同细节都详细订出来了。参加的每个人都有具体的任务。最后决定在下一次体育课上实施这个计划。 当巴乌里给我们演示助跑时，廖卡使了个拌子。他倒下了，一大帮人马上飞扑到他身上，把他的手脚摁在地上。也许是太突然了，也许是恐惧给我们大家添了劲，这个大力士一动也动不了，试了试想要挣脱，安静下来了。久卡骑在他身上，也用同样的洗衣肥皂擦他的嘴。当折磨我们的人也开始吐肥皂泡时，孩子们是多么的兴奋啊！我们知道，狂怒的他如果不会杀死我们话，也会打伤任何一个落到他手里的人。所以我们预先已经约好，应该大家一起同时从他身上跳开，逃出大厅。巴乌里狂喊着，活像一头受伤的公牛，肥皂泡刺痛了他的双眼。这时，久卡一声呼哨，我们放开了受难者，四散逃掉了。巴乌里始终也没能抓住谁。我们逃脱了。 我们预料他会向校长告发，将会进行调查，然后我们会被学校开除。但是，过了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什么事也没有。显然，巴乌里想过之后认为公开此事有伤他的体面。也可能，他见识到了我们保护自己以及同伴的疯狂勇敢和舍己的决心。在下一次体育课上，他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过一样。于是我们对他非常尊重。不过他本人也变了——以后再也没有采用肥皂刑罚，而是像其他老师一样，轻轻地打一下后脑勺完事。 但是，严格的规章和纪律也有它的优点：学生们获得了良好的教育。我直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教的东西，可以凭记忆复述整篇整篇的课文。而德语更是与我终生相伴，成了我的第二母语。显然，正因为如此，父母们虽然确切知道体罚的事，但并未提出抗议，也没有把自己的孩子从学校领走。 我没能上高年级，这件事刺伤了我。我感觉那些伙伴们在精神上更接近些。我觉得，在总体发展上我跟他们一样，而不是跟那些三年级学生。所以，我最好的朋友不是在自己班上，而是在四年级。他叫米海里。他是个正宗德国人，确切地讲，是巴伐利亚人，虽然姓氏是沃隆诺夫。他的故事不一般。米海里出生在风景如画的小村庄佐特霍枫，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区，他比我大一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父亲在前线战死，后来派来了一个俄国俘虏沃隆诺夫帮着干活。一开始，他只是在他们家当雇农，照看奶牛，在地里干活。但很快他就跟米海里的母亲同居了，并生了一个男孩叫汉斯。布列斯特和约签署之后，沃隆诺夫带上一家人回到了乌克兰，办理了结婚手续，在基辅安了家。就这样，米海里姓了沃隆诺夫。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故乡，期待着回到巴伐利亚，兴奋地给我讲述阿尔卑斯山，教我唱巴伐利亚歌曲。我跟他非常要好，有一年请他的父母让米海里跟我们一家一起在斯瓦里切夫卡过暑假，夏天我们跟母亲总是到那儿去。米海里一家非常穷，父亲在一个什么铺子里工作，挣钱不多，而且酗酒。他的父母非常高兴可以一两个月少一张嘴。我的父母亲也非常欢迎这个主意，因为这样有人跟我玩，并且可以有机会练口语。 。。
德语学校（2）
但那年夏天我可顾不上玩。对上过四年级，马上要转到五年级的娜塔莎少年恋情，使我更加迫切希望升入高年级。而新经济政策时期发了财的希腊人的女儿塔玛拉被我忘得一干二净。现在，娜塔莎在我心目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儿。我总想呆在她身边。我给她写了许多热烈的情书，喜悦的眼泪打湿了信纸。但却没有得到回报。我说服自己，当我赶上她时，她会注意到我的。于是，我想出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暑假期间把四年级的课程全部学完，秋季考五年级。我现在都不知道，我何以会有那么样的意志与力量，牺牲休息和乡村的娱乐，放弃骑马和夜间钓鱼，不去采蘑菇，也尽量不去游泳。 屠格涅夫曾经说过，爱比死亡强大，比死亡的恐惧强大。我当时也体验到了类似的情形，非常高兴地牺牲一切，为的是达到既定的目标，不曾怀疑，不曾害怕会失败和全部的努力会白费。某种神秘的激情给了我力量和顽强的精神。从来到斯瓦里切夫卡的头一天起，我就拿着米海里带来的书本用功。他是个真正的朋友，帮助我对付那些似乎是力所不能及的课程。但我做到了，通过了考试，上了五年级，并且以得胜者的权利跟娜塔莎坐在同一张桌子旁……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冒险，不能不想到，如果当时我没有从四年级跳到五年级，我的一生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会晚一年从七年制学校毕业，也就是1931年，而不是1930年，也就是乌克兰开始大饥荒的那一年。而这样，我会在卫国战争开始的那年大学毕业。一切都会挤成一团，乱成一团。如何能不相信，说人的命运是一连串的偶然编织而成的？ 五年级那一年，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对娜塔莎柏拉图式的爱情，每天能够跟她坐在一起，使上学成了一连串的节日，并使我轻松地完成功课。此外，还有不少的娱乐。赫德维克小姐教我们唱歌，音乐和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