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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兴起史-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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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法令,严加管辖……管教国人。”他责令众额真、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牛录章京和村寨拨什库,皆要遵奉此谕,书写誓言,呈汗阅后记入档子,日后背誓犯罪,则依誓言惩治。甲喇额真以上官将共呈誓言说:“谨记勤言汗所下达之任何令旨,若诸贝勒、大臣忘记汗言,不详察所被委任牛录众人之善恶,则贬降诸贝勒、大臣,以知其过。”章京、村寨拨什库发誓说:“诸贝勒、大臣之各种禁令,达于牛录额真,牛录额真应不忘其言,不违时日而转达。……若伪作此言而违之,使牛录额真知其过,告诸贝勒、大臣而杀之。”
  在辖治旗人的问题上,努尔哈赤谕示群臣,要他们做到以下四条: 一为“审断公正”,即维护满族贵族的利益,按照统治者的意志裁处各事,要宽待贵族,重惩违令的阿哈、诸申。遇有词讼,都堂先审,次达五大臣,再达诸贝勒,然后由汗裁定。二是“平盗贼,止恶逆”,遇逢阿哈、诸申反抗,则严厉镇压,捉获逃亡的阿哈,立即处死。三系“遍济贫乏”,施用小恩小惠,赐点食盐给筑城夫役,赏给穷民布匹,以示宽厚,企图使诸申、阿哈感恩戴德,“虽劳苦从事而无怨言”。四为“教以善言”,使劳动者之心,“皆明而善”,不怀恶念,不为“盗贼之行”,俯首帖耳,甘作顺民。这样,就可达到“国家太平”,后金国太平无事,汗、贝勒便能坐享阿哈、诸申的劳动果实了。
  总之,八旗制度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制度,而是包含了军、政、财、刑等各方面职能的满族的根本制度,并且还是进入辽沈以前后金政权组织的特殊形式。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八旗制度对满族和后金——大清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起了积极的作用。八旗制度的建立,将分散的几十万人严密地编制起来。分则弱,合则强,宋朝便有女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的说法。现在,一二十万女真统一编制,每牛录佥甲一百或一百五十,可挑选精兵数万,加上粮草充足,器械精良,战马十万,这支武装力量就成为具有极大威力的强大军队。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劲旅,用兵三十余年,战必胜,攻必克,连下明朝重镇,大破明军于萨尔浒,俘获人畜数百万,辖地数千里,极大地增加了汗、贝勒的财富,增强了汗、贝勒的势力,扩大了统治范围,对后金国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八旗制度的建立,还有力地促进了满族的形成和发展。全部人员,各按旗分、甲喇、牛录居住,原系一族之人往往分隶不同的旗或不同的甲喇、牛录。一旗、一甲喇、一牛录之内又有不同地方和民族的人丁,基本上打破了女真各依族寨居住的旧习,这就使八旗数十万不同民族的人员,居住在同一地区,密切了彼此之间的联系。
  八旗人丁在汗、贝勒和各级额真的管辖下,耕田种地,纺花织布,牧放马牛,猎捕兽禽,采松摘果,生产迅速发展,改变了部分女真旧日渔猎为生的落后习俗,八旗人员大体上达到了“耕田食谷为生”的水平。
  在此之前,有的女真人任意行止,自由谋生,过着原始社会末期的生活,辽东地区的汉民已进入封建社会后期,编入八旗以后,各部各地人员,或者是降为阿哈,或上升为奴隶主,或为国家辖治的诸申,家主剥削阿哈的奴隶制发展为占据八旗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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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八旗制度(5)
八旗人员皆须遵守国家法令,阿哈必须交出耕田所获全部粮谷,献与家主。诸申必须听从汗、贝勒驱使,屯田服役,披甲厮杀。所有八旗人员,不管是女真,或者是汉民,言谈交际,文移往来,必须使用满文满语,服装发式亦须一律,依照女真习惯剃发,不许妇女缠脚。八旗人员同居共处,互通婚姻,血缘关系愈益密切。
  这样一来,在八旗制度的辖束下,经过广大八旗人丁的长期辛勤劳动和共同战斗,来自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几十万人,在生产力、生产关系、赋役负担、国家法令、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等等方面,大体上达到了同样的水平,旧有的差异迅速消失,一致性愈益增多,逐渐形成为一个在居住地区、经济条件、语言文字、心理状态等方面基本一致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在这个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新成员的诞生及成长过程中,八旗制度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一节  三都督舒尔哈齐之死(1)
随着女真国——后金国的建立和发展,统治集团内部对权力的角逐,也就相应地激烈化了,出现了许多严重影响政局的大事,发生了几起重大疑案,舒尔哈齐之死,即为首案。
  舒尔哈齐是显祖宣皇帝塔克世第三子,与太祖努尔哈赤同为宣皇后喜塔腊氏所生。舒尔哈齐,骁勇善战,称雄于部,兄长努尔哈赤起兵以后,军政大事,共同密议,史称其“兄弟始登垄而议,继则建台,策定而下,无一人闻者”。舒尔哈齐很早就披甲上阵,领兵厮杀,“自幼随征,无处不到”。正是由于弟兄叔侄齐心协力,五大臣等官将奋勇冲杀,因而辖区日广,臣民众多,舒尔哈齐也聚集了大批人丁牲畜和兵将。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十月,朝鲜通事河世国随同明朝官员入使建州时,了解到努尔哈赤麾下有万余名兵士、战马七百余匹,舒尔哈齐麾下有五千余名,战马四百余匹。他们先到努尔哈赤处,拜见辞行,再到舒尔哈齐处,亦“一样行礼”。努尔哈赤杀牛设宴,舒尔哈齐亦宰猪设宴。此时正在修建两人住舍,“各以十坐分为木栅,各造大门,分别设楼阁三处,皆为盖瓦”。朝鲜国王将河世国调查情况,向明辽东副总兵府移咨,先援引河之报告说:“蒙差前往建州,看得奴儿哈赤及伊弟速儿哈赤同坐一城,方调到各处达子,日逐出城操练……(欲抢朝鲜)。”继而又引议政府状启说:“奴儿哈赤兄弟要于明年正二月进抢本国地方报仇,今方调练人马,广造弓箭。”可见,舒尔哈齐已拥有大批兵将,成为女真国中第二位实力人物,虽然他的人马少于兄长努尔哈赤,但基本上是相提并论,分庭抗礼,同为女真王了。
  这在对明关系上,也表现得非常清楚。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十三年(1595)八月,舒尔哈齐已率领“建州等卫夷人”“赴京朝贡”,明政府“如例宴赏”。第三年七月,《明神宗实录》又载:“建州等卫夷人都督、都指挥速儿哈赤等一百员名,纳木章等一百员名,俱赴京朝贡,赐宴如例。”万历三十六年(1608)十二月,又“颁给建州等卫女直夷人速儿哈赤等一百四十名贡赏如例”。《明神宗实录》对努尔哈赤的朝贡,还是用这样的方式表述的。如万历二十五年(1597)五月,“建州等卫都督、指挥奴儿哈赤等一百员名进贡方物,赐宴赏如例”。这表明,舒尔哈齐也是女真名酋,与兄长努尔哈赤一样,可以单独率众入京朝贡。因此,明人多称舒尔哈齐为“三都督”。
  万历三十五年(1607)三月,舒尔哈齐、褚英、代善、费英东、扈尔汉、扬古利,率兵三千,往迎斐优城归顺女真,收取四周屯寨,编五百户,回兵途中,遇乌拉布占泰贝勒领兵一万拦劫,双方鏖战,乌拉大败,“尽弃器械牛马而走”,“如天崩地裂”,建州获马五千匹、甲三千副。这一战,对努尔哈赤的盛衰,起了很大作用。朝鲜备边司评论说: 努尔哈赤兵力原来不如乌拉,而自此战胜利之后,“其势大盛,雄于诸部,故远近部落,几尽服属”。击败了强敌,增加了大量人丁,俘获众多,军威大震,成为努尔哈赤蓬勃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这就是舒尔哈齐、褚英等大破乌拉所起的作用。《清实录》、《清史列传》都对舒尔哈齐在此战中的表现,作了过低的贬述。然而,功高招忌,势盛逼人,祸随福至,正是由于舒尔哈齐长年征战,骁勇多谋,兵将众多,好比高低,引起兄长严重不满。两强相争,必有一伤,舒尔哈齐也逃不出这个悲惨的结局。
  《武皇帝实录》卷二,对舒尔哈齐之死,仅简单地写了一句: “(万历三十九年)八月十九日,太祖同胞弟打喇汉巴土鲁薨,年四十八岁。”四年之前舒尔哈齐还统兵辖将,大败乌拉兵,三年之前,他又亲领女真,入京朝贡,为什么时过三四载,四十八岁年富力强的骁勇战将,就突然死去?显然其中自有缘故。《清太宗实录》于天聪四年(1630)六月叙述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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