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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政”改制而伪造的，与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没有任何关系。康有为在列举了几个论据后，便把古文经学给一棒子打死，进而诬陷古文经学淹没了孔子托古改制的原意，扭曲了孔子的思想。就这本书的学术本身来说，是经不起推敲的，就连梁启超也认为这本书在逻辑上牵强附会，为论证自己的观点而不惜抹杀甚至曲解证据。
但是，这本书在学术上的失败，并不能抹杀其在政治宣传上的成功。1891年，《新学伪经考》正式刊行，其猛烈攻击了当时乾嘉诸老的汉学基础，立即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尽管谩骂的人很多，但拍手叫好的人也很多，可谓是赚够了眼球。这种反响，估计比如今的易中天和于丹还要大红大紫。
不过，后来清廷最终下令焚禁此书，戊戌和庚子年又两次奉旨毁版，但中国禁书的特点偏偏是越禁越火，戊戌变法后还是有人在偷偷出版此书，大卖特卖，销量火得很。
《新学伪经考》一炮打响后，康有为又在弟子们的协助下，根据《知圣篇》又写出了新作《孔子改制考》。在此书中，康有为通过对今文学经典的研究，断定《春秋》是孔子为阐发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而创作的。康有为在书中认为，孔子之前的历史都是茫然无稽的，孔子创立儒教和当时诸子百家一样，都试图通过托古的方式重建自己理想中的社会，而六经中的尧舜文武都是孔子思想的寄托之人，不一定都是实际存在的；六经中的先王事迹，也是孔子为了彰显自己的思想而改作的。这样，孔子活脱脱成了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受到更大的非议也就再所难免了。
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不无惋惜的说：“康有为不自量力，引学术入政治，也就从‘迂儒’逐渐蜕变成‘学阀官僚’，这把支持他变法改制最热心、最有力的张之洞、翁同龢等都摈之门外。以他这个小官，来独力抵抗那红顶如云的顽固派，那就是螳臂当车了……康有为当年犯了他那教条主义的绝大错误。”
康有为的狂妄，实非一般人所能理解。他后来之所以得罪李鸿章、得罪翁同龢、得罪张之洞等人，实属其性格的自大和狂妄所致，以他的个性，行为处事不僵硬固化和教条主义，那才真是怪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戊戌变法是成于斯，也败于斯，历史的悖论和巧合，真是无处不有。
5．3、组学会广联人才，办报刊创通风气
“公车上书”就像一次盛大的广告，宣告了维新派的闪亮登场。但是这种广告效应毕竟只是暂时的，运动一旦结束，广告的播放随之终结。如果不能持续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地插播维新广告的话，康有为、梁启超和他们的维新事业很有可能被人们所遗忘。
《马关条约》如期换约生效后，日军逐步退出中国境内，官僚们觉得危机已经过去，他们又可以平安无事地数钱、喝酒、听小曲，过着自己舒服的小日子。这种苟且偷安的气氛深深地刺激了康有为，他认为中国不能再这样浑浑噩噩地度日，而应该汲取甲午战败的教训，速图自强。于是，康有为于1895年5月第三次通过都察院上书光绪皇帝。
不过，稍微有点变化的是，在公车上书注定失败的那一天（1895年5月3日），康有为实现了自己多年来为之奋斗的理想，龙门一跃成为新科进士，并随后被授予工部主事，正式成为了中央部委的公务员。
进士的功名只是个头衔，当时的康有为在京师知识分子中已经享有很高的名声，朝中大臣对他也略有所知，例如帝师翁同龢就开始注意到他。甲午战争的惨败，让主战派翁同龢意识到“旧法不足恃”，中国“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耳”。正好小皇帝光绪也日图振兴，翁同龢遂转变态度，主张变法图强，一雪前耻。
但是，光绪皇帝虽说是亲政，但大事都要向慈禧太后请示报告，慈禧太后拥有比光绪皇帝更高的权威和毋庸置疑的最终决定权。帝党迫切地希望救亡图存、保全国家，而要救亡图存，就必须维新变法。但是，变法就必须要有权，当时朝廷上下掌握实权的都是慈禧太后的人，从他们手中要权力，谈何容易！
翁同龢看到康有为的上书后，在户部主事陈炽（康有为同乡）的陪同下，不惜屈尊来到康有为下榻的粤东会馆，但不巧的是，康有为有事外出了。待康有为回来得知翁同龢来访之后，他立即前往翁家回访，两人就中国面临的困境及可能的解决办法深入地交换了意见，翁同龢对康有为一见如故，大谈维新变法事宜。
就在翁康相见的第二天，都察院将康有为的上书转呈给了光绪皇帝。虽说康有为有过三次上书，但这是光绪皇帝第一次读到康有为写的东西。据说，光绪皇帝看后大喜，当即命抄录三份，一份按惯例送呈慈禧太后，其余的三份，一份留存军机处，发各省督抚将军讨论学习，一份放在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以备自己不时参考浏览。
就在同一天，翁老师向皇帝学生密报了他昨日与康有为见面的情况，鼓励光绪皇帝利用康梁等新派人物巩固自己的权力，推行变法，这和光绪皇帝的想法不谋而合。而康有为得知自己的上书被转呈光绪皇帝后，心情十分激动，便乘兴再次向皇帝上万言书。
但是，这次上书被他所在部门的上级领导李文田所拒，之后康有为通过袁世凯代递督办处，荣禄也不肯收，第四次上书无果而终。这次上书的失败，让康有为认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在帝党陈炽、沈曾植等人的建议下，开始在京师官僚士大夫中组织成立学会，这就是后来的强学会。
办学会要经费，幸好后来在京城年轻士大夫组织的一次宴会上，获得了不少的捐款，其中袁世凯就当场认捐了五百元。强学会成立后，每十日###一次，康有为等人经常借机发表演说，宣传变法主张。后来活动影响大了，翁同龢也答应每年从户部拨给若干资金进行资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两江总督张之洞及后任刘坤一也各捐五千银元，连帝国军队的少壮派军官，如前面提到的袁世凯，还有聂士成和宋庆等人，也各捐若干元。
但是，让人诧异的是，当李鸿章主动提出向强学会捐款两千元以示支持的时候，强学会的那帮负责人（应该主要是康有为的意思）居然以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为由加以拒绝，当场刮了人家的胡子，让老李很没面子。回头看来，康有为等人的僵硬做法的确是给后来的变法带来了很大的危害，这让本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后来的###中袖手旁观，或者干脆就走到了维新派的对立面。
康梁等人未免太轻视李鸿章等实力派官员的力量了。李鸿章在奉命出使俄国前曾扬言说：“若辈与我过不去，等我回来，看他们尚做得成官吗？”果不其然，李鸿章的儿女亲家、御史杨崇伊随后便上折弹劾强学会“私立会党”、“植党营私”，请求清政府下令查封。随后，都察院便很快借机将之封禁，一时风光无限的强学会，几乎未经抵抗就宣布完结。
强学会被封之后，康有为跑到上海说服两江总督张之洞同意他在上海重开强学会，还想办法从张之洞的私人腰包里掏了五百两，并划拨公款一千两作为办会的经费。康有为的经济头脑看来是不错，后来变法失败后他到各国的华侨中演说，倒也收入颇丰。
但这时，康有为的倔强脾气又坏了事。张之洞乃是当时的儒家大师，他看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后知道他是在胡说八道，便委婉地劝说康不要再宣传类似的荒唐学说，并表示只要康放弃所谓孔子改制说，他一定为上海强学会提供足够的活动经费。我们的康老师倒是一贯立场坚定，丝毫不为所动，并坚决表示：“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
很不幸的是，这种狂妄倔强换来的代价就是张之洞不久便下令解散了上海强学会。
不过，张之洞在下令解散上海强学会的同时，还是为其预留了一定空间的。后来，张之洞派自己的幕僚汪康年去办理强学会的善后事宜，汪康年便找到黄遵宪和梁启超，一起筹办了中国近现代史上鼎鼎大名的《时务报》。在《时务报》第一册上，有两篇梁启超的署名文章，一篇是《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篇是梁启超的成名作《变法通议》的自序。
在《变法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