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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方大部军队都调动防御太平军突入关中，山西一带军队甚少。北伐军误打误撞，失利之下意外捡到了这个漏子，故而闪电出击，直取山西。说实话，山西守兵空虚得有点吓人，有的城池居然只有数十老兵驻守。也难怪，大清帝国的版图太大，也不敢多招汉人当兵，无暇顾及处多如牛毛。太平军轻易地取得好几个城池，在当地大力补充，到洪洞时已扩军至五万人，关内“几不能容”。
关于太平军在山西迅猛的扩军速度，在我国历史界向来有不少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北伐军军纪败坏，在北方大肆裹胁，所以军队补充迅速；也有学者认为，北伐军迅速扩大是群众工作做得比较好的缘故。笔者则认为，太平军的扩大，固然有群众革命情绪高涨的缘故，但裹胁的因素，却占了很大的比重。
首先，北伐军在北方没有注意发动群众，这是我国历史学界一致的意见，也被认为北伐军的失败主要原因之一。北伐军在北方行程仓促，并没有太多时间宣传太平天国的理念，北方人持重，短时间内也比较难于接受拜上帝教这种与传统大相悖逆的思想，再加上口音问题，北伐军的群众基础不可能太好。
其次，虽然太平军的到来也推动了北方群众的反封建斗争，不少群众踊跃参军，但“就其（群众斗争）发动的深度或广度来说，都还不如南方”（张守常《太平军北伐和北方的群众斗争》）。太平军与群众的联系并不总是和谐的，一般来讲，南方比北方好，冯云山、石达开等政治水平高的统帅和群众的关系又比林凤祥等武夫好。群众不肯参军支持，北伐军又急切地要补充兵力，不少时候只得采取裹胁的措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辑有京城巡防处审录北伐军人员的供词十七件。除一件系武邑县人杨长儿供称被北伐军“出钱雇去”外，其余皆系供称被裹入北伐军。这些人有“跟随官兵挑负行李，到独流”后被北伐军裹去的；有在“赶集”时被裹去的；还有的在“城内看戏，不料长发贼进城”而被“裹”去。李开芳在供词中称：“所到各处，裹胁的乡民，也有用银钱邀买跟随的，亦有怕杀跟随的。”李开芳这里就提到了北伐军吸收群众参加的两种扩军方式。由于北伐军“一路攻克州县，得些库银以备全军公用，如沿途购买粮草火药之类，战士不携私财，所以银钱并不全带”（张守常、朱哲芳《太平天国北伐西征史》）。因此不难想象，被北伐军用“银钱邀买”的百姓只是少数，大部分非自愿加入的百姓则是由于“怕杀”而“跟随”从军。
北方直隶、山东一带是会党起义频繁的地区，反清复明思想在当地很有基础，反清斗争此起彼伏。北方人长期以来通过白莲教、八卦教等民间组织反清，太平军则独拜上帝，将其他神佛偶像一概视之为妖，“沿路遇庙就拆”，有时甚至“沿途焚庙以志军路”（《光绪束鹿县志》卷三《历代兵事》）。强烈的排他性加深了北伐军与当地群众间的隔阂，使群众的响应和支持不如南方那样热烈。北伐军在一些地方难以获得群众的切实援助，又急功近利地采取裹胁的办法，这种隔阂更加极端化。林凤祥、李开芳土匪习气浓厚，北伐军的军纪远不如诸王直属的部队一样军纪严明、与民无扰。林凤祥个性偏执甚至暴戾，出于阶级的局限和狭隘的报复心理，对在北方不信拜上帝教的群众，态度十分恶劣。这些肆意的掳掠行为和清军夸大事实的宣传更加深了北伐军与群众间的矛盾，以至于有些地方在北伐军到来之前竟“人民逃亡，十室九空”。尽管有些耸人听闻，却也折射出北伐军在部分群众心目中的不佳口碑。
兵渡黄河（6）
这些被强行编入队伍的平民，除了少数在军营中受到太平军老兄弟的感召而转化为立场坚定的士兵，多数不但缺乏战斗力，而且缺乏立场，反而不时地搞破坏，甚至公开地袭击北伐军。为了抵抗北伐军的裹胁，不少北方人非但不把太平军看成驱除满清，解放自己的解放者，反而在清政府的煽动下起来袭击太平军。据《复生录》记载：“北人强悍，不易掳掠，有一、二人在家守屋者，必伏暗处，俟贼入门，突出击死，有贼看见，甘心送命，如无贼见，即将尸匿屋内，仍伏原处捕杀，谓为获利。”北伐军在巩县“寻粮”时，因“该处民多强悍，贼因抢而被杀者亦复不少”（《张文达公遗集》）。北伐军由于军纪废弛，背离了金田起义定下的与民无扰的方针，差不多在北方陷入了反抗的北方群众的游击战中。
不少被北伐军裹胁的北方人，胆气甚壮，甚至在军中大加破坏，给北伐军造成极大损失。北伐军渡黄河“行至中流”时，“一胁从之卖姜者”将一火药船“乘势烧毁”，并“旋即投河”。其时北伐军本就“火药绝少”，“其用车载者”已于“汴城大堤外大雨淋湿。”而北伐军正是因为火药不足，才未能顺利攻破（怀庆）城墙，最后只能避开东面的清军解围西走，从而失去了从山东取捷径北上的有利时机，成为北伐军最终败没的重要原因之一。北伐军过兴济时，“有西商席姓者被掳，为贼执戈，乘隙刺匪首不中，贼脔之。”北伐军至青县后即“悉去胁从之在左右者”，以防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士兵的逃亡也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现象，一个不小心数万人就不知所踪。北伐军从开封撤离，一路急行至朱仙镇，“次日查点人数，失去新掠淮民三万余人”。北伐军围攻怀庆不克，又无天京来的指示，被迫转移西去。是时又有逃散情况发生，“温县被胁者多至三千余人，刻已尽数逃回”。又如“北伐军从独流、静海南撤时有三万多人，一路被杀者一万余人，逃散者一万余人”（张守常《太平军北伐军人数考》）。被“裹胁”者的大量逃亡，严重影响了北伐军的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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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保督师（1）
北伐军从洪洞出发，横穿山西，直扑天津。清廷派骁勇著称的僧格林沁率旗兵千人，察哈尔兵千人赴保定参战，后又加拨僧格林沁三千士兵。但这丝毫不能阻挡北伐军前进的步伐，北伐军一路攻克临铭关、深州、交河等重镇，如入无人之境，锋芒直指天津。清廷眼见前线将士多不用命，遂改用敢打肯拼，甚有名望的胜保为钦差，节制前线清军。任命发出，胜保大喜，称“吾平生之愿遂矣”。
胜保是满洲镶白旗人，道光二十年中过举，习文无所作为后，只得学着班超等先贤转投行伍，干起了武将。胜保这个人除了自恋之外，没有大本事，却于自己所谓的“文武全才”十分自负，喜欢讲排场，动不动就模仿古代风流人物、百战名将，附庸风雅、装腔作势。胜保和今日之追星族一样，无长性，偶像三日一换，“什么流行就跟着流行什么”，成为士林的笑柄。但胜保丝毫不以为耻，还随身刻有两方印章，一刻：“我战则克”，另一刻：“十五入泮宫，二十入词林，三十为大将”（《清代野史大观》）。
胜保最早崇拜武圣人岳飞，也打算在背上刺“精忠报国”四字，只刺了一半，怕痛，“报国”二字改用朱砂笔涂抹，每半个月上一次色，也算得上武穆先生的忠实粉丝了。岳飞后人，雍正时代名将岳钟琪曾作诗：“只因未了尘寰事，又做封侯梦一场”，把视功名利禄若浮云的潇洒，欲功成身退之情的林下之风表达得十分含蓄，在清代将领中广为流传。胜保读后十分羡慕，虽然他一心贪慕功名，但总是希望在人前表现得这般潇洒，于是又模仿新偶像作诗一首：“豪华艳说五陵游，燕颌何人更虎头。百战雄心驰露市，一时将略寄风流。敢拼直谏扶中叶，愧播虚名动九州。四十须眉犹未老，休嗟李广不封侯”。其中“燕颌何人更虎头”，“愧播虚名动九州”二句，读来感觉甚异，足可当选晚清屁诗第一。
胜保最为崇拜（或者说崇拜最久）的，是年羹尧年大将军。胜保曾模仿年羹尧，给自己家的塾馆写对联：“怠慢先生，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结果先生以为这是怠慢中的怠慢，退了馆。传说年大将军有妾八十几人，胜保也模仿年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