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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中央根据毛的意见发出了通知＇ 刘小萌，前引，页547。徐明旭，《调动》，页198，作者在这短篇小说里非常生动地叙述了打击走后门如何达到积极效果，及不久党的文件又把这效果一笔勾销。＇。毛为了一个不十分清楚的原因把这场对“走后门”的大批判亲手埋葬了。他在这次事件中前后不一致的做法可以与他过去的言行相比拟：文化革命中他鞭挞旧制度的弊病，着手创立一个全新的政治制度，后来他却放弃了一切努力甚至反对成立新的政治模式如“上海公社”，最终在九大上又重新供奉起本欲推翻的旧制度。假使批走后门运动继续发展，那么如果揭发特权扩大化，就有可能引发一轮对整个制度的彻底批判，他是否考虑至此，就犹豫了呢？他是否惧怕将来与周恩来及其支持者的冲突公开化？
扎根农村的样板
不管怎么样，极左派虽然被迫不可向“后门”射箭，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把弓收起来。在那个时期内，他们在政治战斗中没有停止过利用某些知识青年。1974年1月28日，正是批林批孔运动初期，江青写了一封信给河南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公社”的知青。有着这么一个特别名字的公社，是把大李庄乡范围内的某一公社所属的3个大队单独划出来成立的。当初就有农村知识青年毕业后回来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就是这种经验给了毛泽东一个机会在1955年写下那著名指示＇ 见本书，页57。＇。该公社理所当然地成了使用知识青年的典范，从1955年的35名农村知青，发展到1976年的千余名农村及城镇知青＇ 刘小萌，前引，页549。那个迅速电气化、机械化的公社在1969年底就已经有郑州来的400多名知青；见La Chine en construction，1969年11月，页35…38。＇。模仿毛（或说是帝王）的作风，江青派了她的一个亲信浩亮＇ 浩亮是位著名的京剧演员，尤其以他在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造型而扬名全国。他的原名是钱浩亮，但江青要求他改名字，舍去“资本主义”铜臭味儿的“钱”姓。他言听计从，他的忠心使他在1975年登上了文化部副部长的宝座。＇立即把信送到了该公社。浩亮声称，这封信也是给“全国知识青年”的。江青越过负责这方面工作的行政机构，企图在下乡运动的政策中插一手，扩大极左派在知青这一特殊社会阶层里的影响。她要求那里的知青积极参加批林批孔，还恭喜他们取得“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言外之意很清楚：返城就是失败。不过这一主题概念到1976年才得以公开扩展。江的这封信经知青办的渠道传遍了全国＇ 关于这件事，见刘小萌，前引，页548…555。亦见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26…127，及《始末》，页139…140。＇。然而信没有在报刊上发表，因为周恩来示意把此事压下来，以限制影响的扩散＇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27。＇。这封信显然是极左派针对知青的总体行动的一部分，树立典型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除了我们上面谈过的，还有两个模范也值得一提，一个是辽宁的，一个是上海的，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因为那两个地方是极左派势力的大本营。
吴献忠1968年在抚顺中学“毕业”（之前曾是红卫兵运动的积极分子），随后下了乡，在农村她对农业生产以及对宣传队工作无比热诚，表现突出。她多次拒绝回城，甚至拒绝应招进大学，这是她获得光荣称号的最主要原因。后来她当上了公社共青团团委书记和党支部副书记，但是她拒绝当脱产干部领取工资，宁愿继续挣工分。毛远新听说了这位女知青，决定把她树立为典型。1973年2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出了有关她的事迹的文章，题为“扎根农村干革命”，从此这就成了极左派的主要口号之一。1973年8月她还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9月14日《辽宁日报》撰文称颂她为“反潮流”英雄＇ 刘小萌，前引，页555…557。＇。
1969年4月，年方17岁的朱克家就从上海去了云南南部边境地区的西双版纳插队。他首先是名汉族好青年，愿为少数民族献身，给他们带去文明的曙光。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不仅学会了说还学会了写傣族语，另外还掌握了农业技术。1970年12月他搬到爱尼族居住的山寨，那里的生活条件更艰苦。他帮助建立了一个小小的水电站，令穷苦的爱尼族人能够用上电，此外又帮他们缝补衣服、修理农具。他是寨子历史上的第一个理发师傅，同时还讲课当教师。他因此得到山寨农民的一致好评。1972年被推荐去上大学，但他拒绝了。1973年3月，姚文元在上海听说了这位知青的事迹，立即派了两名记者飞赴云南。他们两人各自写了一篇过分夸大的赞扬朱的文章，同时又帮他完成另一篇，题为“我深深爱上边疆的一草一木”。这三篇文章首先发表在上海的两份报纸上，然后就刊登在1973年5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跟着全国各大报刊都转载了。在姚文元和张春桥的干预下，朱在4月被吸收加入共产党，8月就作为代表参加第十次全国党代会，而且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是最年青的一个。后来，他被安排进入王洪文组织的“工农干部读书班”深造，王还单独接见了朱。1974年5月朱升任云南省批林批孔办公室副主任，不久又被任命为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1975年1月他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大，而且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同上，页576…579。＇。朱克家晋升的速度与广度都是史无前例的。
吴献忠和朱克家两个都是“扎根”农村的典型。正如曾经谈过的其他典型，他们属于与极左派政治上有千丝万缕关系的那群知青。既然得到了急速提升与极度荣耀，他们就得作出报答，从此忠心耿耿为后来的四人帮鞠躬尽瘁，充任他们的马前卒，向敌人开火。
知青婚姻这个棘手问题同样也受到“两条路线斗争”的影响。从1969年到1973年底，政府鼓励知识青年推迟婚事，主要是出于经济的理由。文化革命中当局无暇顾及节制生育政策，直到1970年才雷厉风行地重新抓起来，特别着力于推行晚婚政策。从1950年起，法定的结婚年龄为：女方满18岁，男方满20岁；但到了1970年代，实际上把婚龄推后了很多：城市青年为女23岁，男28岁；农村青年为女23岁，男25岁。在这种情形下，知青在1970年代还没有遇到什么婚姻问题，即使理论上把他们列入农村行列也不会有问题。此外，当局也很清楚家庭计划生育政策直接冲击了农民的传统思想习惯，所以很希望知青能作为宣传标兵树立执行这项政策的好榜样。另一方面，如果知青结婚，就会牵涉到住房的开销，政府不愿被迫面对出现的那一系列问题，因为明摆着发下去的补助费是远远不够支付的。在1973年夏的工作会议上，周恩来特意过问这件事，和邢燕子及侯隽这两名女知青模范谈话，向她们询问安置一对新婚知青夫妇得花多少钱。她们算了算，估计需要700到1000元。这个数目一定把周吓坏了，他跟着就在大会上表示：知青可以等些日子再结婚。他认为，刚下农村的知青不到20岁，可以等七八年，或者十年才结婚成家。他还夸奖另一名应邀来参加会议的女知青模范徐敏光，她28岁了，仍然保持单身＇ 刘小萌，前引，页501…505，及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17。＇。这样的态度分明是从经济角度考虑，但违背了要求知青一辈子在农村安家落户的精神。
这种矛盾从1974年1月就被极左派利用来向周发起总攻击。像往常一样，攻击总是通过某一具体的“模范典型”来进行。河北师范大学毕业生白启娴1968年底下放到农村插队。1972年，不顾父亲的反对，她与同一生产队的一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民结了婚。婚后，毫无幸福可言，还经常被丈夫殴打。然而，最让她无法忍受的是她的婚姻遭到人们的冷嘲热讽。1973年底，与白同在村中教书的同事将这桩婚事说成是“丑（闻）”，白在盛怒之下提笔写了几封信分别寄到不同的报社去。她对自己的婚后夫妻生活问题不置片言只语，但严厉地驳斥对她指手画脚的人，并把自己的婚姻说成是决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表现。她的信件恰巧落入正急需“反潮流”典型用以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极左派手中。1974年1月27日《河北日报》刊登了白启娴的信和编者按语，把她吹捧为英雄模范，赞扬她的行动在反旧传统观念的斗争以及批林批孔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