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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人民日报》1973年8月10日第一版。＇
8月16日，同一份报纸刊登了上海极左派（用笔名）写的一篇文章，赞扬张铁生勇于“反潮流”＇ 《人民日报》1973年8月16日第三版。＇。几天之后，在十大上，极左派头头之一的王洪文与周恩来都再次重复这个口号。两人都说毛曾经说过：“反潮流是马列主义原则”。整个9月份里，多篇文章把“反潮流”和“白卷”事件联系起来大加发挥＇ 见《人民日报》1973年9月10日第二版和1973年9月22日第三版。＇。张铁生成了英雄。尽管成绩很差，他仍然被辽宁农业学院录取，而且还当上院党委委员，其实他是在农村的时候才刚刚入的团。后来，从1973年12月到1974年3月，他还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出访了日本。至于他的政治生涯，我们下面再详细谈，但先说1975年1月他当上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还进入了常务委员会。这种令人目眩的晋升速度并不像那份“白卷”是幸运巧合的结果，这是来自对不可一世的人物有意识地表示无比忠心，而后又被这些人物提携的结果，比如张同学还荣获了江青的接见。
1974年1月出现了另外两位“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的反潮流英雄。这个时期，批林批孔运动已经接上了下乡运动，但是该口号继续在高呼不停。辽宁知识青年柴春泽突然名扬天下，是因为《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给父亲的回信，信中拒绝了老父替他准备好的返城机会。柴父出身贫农，是老红军战士，有27年党龄的老党员老干部。柴春泽在信中不仅拒绝离开他要“扎根”的农村，而且还严厉地批评父亲不再能担负历史的使命。他这样写道：
“自然法则决定了老一辈革命家不可能直接去完成共产主义事业。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要接你们这些革命老前辈的班。”＇ 《人民日报》1974年1月5日第一版。＇
不管柴春泽当初如何诚心诚意，公开自己与父亲的往来信件的行动本身，就表明了他要置身于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并且立场鲜明，企图从中获取某些利益。他自己申辩说，是为了通过现身说法来教育大家，所以在一个大队的共青团会议以及所在地区的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上，先后两次宣读了那些信件。毛远新看到了记者关于这次工作会议的报道，就安排在《辽宁日报》刊登柴写给父亲的信，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就转载了＇ 《辽宁日报》1973年12月20日第一版，及刘小萌，前引，页571…572。＇。
在上述的这桩事件中，宣传部门特别强调革命的青年一代必须向老一代挑战，而钟志民事件则是斩钉截铁地揭发通过“走后门”离开农村的行径。钟志民身为军队高干的儿子，又是烈士的孙子。他的父亲参加过长征，祖父曾经是江西苏维埃的村长，后来牺牲在长征中，而钟自己则完成了一项光辉万丈的行动：要求从南京大学退学，因为他是走后门被录取进入的。1974年1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他交给大学党委会的申请退学报告。他说在农村仅仅待了3个月，在1969年就占用了一个农民的征兵指标参了军。他甚至都不需要劳动他父亲出面，只要说出自己的名字就够了。1972年，他萌生进大学的愿望，于是去请父亲想办法。只需打一个电话，入大学问题就迎刃而解，他得偿如愿进了南京大学哲学系。然而这样一种做法令他感到沉重的思想压力。虽然家庭采取了保留的态度，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则表示反对，他还是在1973年9月底递交了退学申请报告。大学拒绝了他的申请，由于钟志民一再坚持，报告就转到了江苏省委，但同样被否决了。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央。江青和周恩来插了手，退学申请最终被批准了。1974年2月他回到了1968年插队的江西省瑞金县。后来他多次参加江西及福建知识青年的省级会议。他当上了劳动模范、生产小队副队长和党小组组长。1976年他被任命为县共青团副书记＇ 刘小萌，前引，页538…546，及T。Bernstein，前引，页254。＇。这次事件之后，报刊又连续报道了另外几个干部（通常是军队干部）子女走后门进了大学又退学的事迹＇ 见《湖北日报》1974年2月7日，《内蒙古日报》1974年2月17日及《山西日报》1974年2月17日。＇。所有这些报道都是出自同一格式，完全可以看出那是由中央一级组织的一场运动。有的父母出来公开做自我批评。有些通过关系参了军或者进了工厂的青年也要求返回农村。
走后门的问题在1974年初的宣传工作中占着绝对重要的位子，尤其是从1月底到2月底。这不是没有理由突然出现的。干部子女走后门现象已经在知青及他们的父母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情绪。1973年夏的工作会议上曾对此进行过讨论，承认以前发布的有关三个文件并不十分见效。大家一致认为造成这种不正之风的责任是在已经死去的林彪身上，他1969年曾鼓吹“内部参军”＇ 顾洪章等，《始末》，页127。＇，但是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没有达成共识。大部分比较偏向于采取强硬措施：强迫所有走后门进来的一律回农村，要求领导干部起带头作用。但其他的则认为这个问题很敏感，很难明确“走后门”的含义，所以只应该着眼于将来从严。最后，报告提出三项要求：三个文件的内容必须让广大群众都知道，发动群众监督执行；领导干部要带头让自己的子女返回农村；今后，凡是走后门的将受党纪处分。这些决定传达到各地，引起很大反响。许多“走后门”上了大学或进了工厂的青年担心被清查出来，送回农村，宁愿“自动消失”。很多地方还张贴了大字报，矛头直指“走后门”的干部＇ 刘小萌，前引，页533…535。＇。这样的气氛可以说明为什么一些“出身高贵”的年轻人，像钟志民，会感到惶恐不安。舍弃后门，甚至检举利用他们自童年起就享受惯的特权行为，这些都出自对自己家庭的一种反叛思想，以及对从小被灌输的革命价值的认同，也是他们对普通老百姓感到内疚的结果。但是，这些行为的道德意义要大打折扣，因为是用脱离实际的激进宣传口号来表达，特别因为是很明显地受了一个政治派别要攻击另一个派别的摆布。致命弱点在于从来都没有触及并挖出促成丑事的根子：所谓的“群众推荐”。群众在不掌握实权的情况下，这个选拔知青的制度实际上就是“为特权阶级和权力意志服务”＇ 邓贤，《中国知青梦》，页168。作者肯定地说，“根据统计”1972…1976年间进大学的知青，70％是高干子弟，进入知名大学的更超过90％。＇。止于揭发事实，而不寻根究因予以打击，极左派们的目的昭然若揭：派系斗争才是占首位的。
尽管两派在1973年有过妥协，知青工作会议就是一例，但极左派依然试图重获优势。在8月的十大上，他们成功地得以在中央最高层加强了自己的力量。但是他们觉得还远远没有能渗入进国家机构中去，尤其是周恩来广泛把持的政府及各行政部门。他们因此决定要反周以削弱他的势力，继而扩大自己在基层的影响力。运动因此就朝了另一个方向发展，1974年1月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实际上是向周恩来开战，毛本人是暗中支持的。周恩来召开了第一次讨论批林批孔运动的最高层会议，在这次会上极左派发起对“走后门”的总攻击，要求也对“走后门”进行批判，并称此“三批”为“三箭齐发”＇ 刘小萌，前引，页535…537，北京电台，1976年11月16日，刊于FBIS，1976年11月22日，也见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的报告，刊于Pékin Information，1977年8月29日，页26。＇。
批“走后门”对极左派来说的确是一匹绝好的战马。大批判2月底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将国家机构大多数干部陷入于尴尬受窘的处境。中央知青办下达指令，要求各地方知青办报告查出的走后门例案的数目以及将会采取的措施，这就预示着要更深入地发展运动。然而，出乎意料之外，到了3月这场批判嘎然终止。毛的忠心耿耿的臣仆发起了这场运动，而他自己在开初也明确支持过，但最后他亲手把它草草了结了。他收到了上述的最高层会议的汇报，在2月15日作了一个否定的批语，其中说到：“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又说为了避免冲淡批林批孔运动，最好将这个问题推迟到运动后期来解决。2月20日中共中央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