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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自治能够得到保持，我期望她的独立能够得到保证，我期望她能够得到平等的待遇，从而使她能够得到与所有国家同等的权利。”蒲安臣充满热情的演讲，在所到之处引起轰动，深深打动了听众。6月初，使团来到华盛顿，蒲安臣率中国使团来到白宫，他并未遵从总理衙门的训令，而以握手、鞠躬的西方礼仪谒见美国总统，呈递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份国书。以后在访问其他国家递交国书时，自然也是援以西方礼节。
在美期间，蒲安臣还不顾总理衙门的限令，在华盛顿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八条，史称《蒲安臣条约》。这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以主权国家身份而不是战败国身份签订的对等性条约。主要内容是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持不干涉政策，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两国互派使节，中国可派遣劳工往美国，保证彼此人民可在对方居住、传教和留学，并可归化为公民等。其中第七条规定，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时，美国“需照相待最惠国人民”对待，为几年后首批中国幼童赴美留学打下了法律基础。其他一些条款对赴美华工、侨民也起了某种保护作用。清政府长期视华侨为不忠不孝的叛逆，此条约则改变了清廷对海外华人华侨的态度。后来清政府就是以此条约为依据，对美国的“排华”采取抗争手段。1869年11月，美国公使与清廷交换批准书时，清政府虽为蒲安臣越权恼火，但因为此约毕竟是中国首个对等条约，且内容亦有利，于是批准此约。
◇。◇欢◇迎访◇问◇
第10节：为清廷打工的美国外交官（3）
1868年9月，蒲安臣使团来到英国，晋见了维多利亚女王，也递交了国书。对蒲安臣提出的“互惠政策”，英方原则上同意：不违背中国意愿与独立安全；中国当履行条约义务；英国只在侨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保留使用武力的可能。1869年1月初，使团到达巴黎。法皇拿破仑三世接见代表团，表明与英国的立场相同。在德国，德皇威廉一世多次约见使团人员。在德国使团还会见了铁血宰相俾斯麦，当时德国统一尚待稳定，更因面临欧洲种种问题无暇东顾，发表声明完全尊重中国意愿，彼此交往。在瑞典、丹麦、荷兰等国，因为没有“修约”和棘手的交涉任务，使团在这些国家有些类似于观光。
1890年2月2日，使团到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2月16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接见使团并接受国书。但沙皇避免谈及中俄疆界纠纷，反而大谈俄美关系，使代表清政府的蒲安臣大为尴尬，同时对俄国的对华政策深有疑虑。舟车劳顿加上冒寒犯冷，蒲安臣次日就病倒了，医生诊断为急性肺炎。在病中，他仍然关注俄国局势及中俄边境问题。据志刚记载，蒲安臣“病势日加，犹日阅新闻纸，以俄国之事为忧”。而中俄边境“毗连陆地将万数千里，而又各处情形办法非一，既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词未当，又将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思，致病势有加无已”，终至不起，于2月23日在圣彼得堡病故。2月26日，在圣彼得堡的英国教堂内为蒲安臣举行了葬礼。随后，他的遗体被运回美国，在家乡安葬。志刚对蒲安臣的评价是：
查蒲使为人明白豪爽，办事公平，而心志未免过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碍，即抑郁愁闷而不可解；兼有水陆奔驰，不无劳瘁。受病已深，遂致捐躯于异国。
蒲安臣病故后，使团由志刚主持，继续访问了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志刚认为：“礼从宜，使从俗，亦礼也。”所以，在觐见三国国君时，他也亲递国书，采纳国际通行的鞠躬、握手外交礼节。最后，使团在志刚的率领下于1870年10月回到北京。
蒲安臣使团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笼络各国”的外交使命，得到了美、英等国政府不借“修约”之机提更多要求、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承诺。所以，当蒲安臣逝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颁布上谕深表痛惜，“著加恩赏给一品衔，并赏银一万两”，“交该使家属抵领，以示优待之意”。
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的首位外交使臣是由美国人担任，但蒲安臣使团毕竟是作为中国政府出访欧美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毕竟蹒跚跨出了晚清官员走向世界、迈向国际社会的第一步，为以后中国近代外交使节制度的建立开辟了道路，为中国外交礼仪、机制的近代化奠定了第一块基石。随团出访的志刚的《初使泰西纪》、孙家谷的《使西述略》、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成为近代中国开始“走向世界”、认识世界最初的启蒙读物。饶有历史意味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重新“走向世界”的曙光初现之时，已被遗忘的这三本书在百年后被再次印行，影响甚大，又一次成为启蒙读物。蒲安臣当年绝想不到，自己为清廷“打工”，会有益于百余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倘地下有知，他一定会为此大感自豪罢！不过他的“自豪”，不恰恰说明了中国历史的曲折与艰难么？
虹桥书吧。
第11节：“还我头来”陈虞孙（1）
“还我头来”陈虞孙
提起陈虞孙，知道的人可能不会很多，但提起《还我头来》这篇杂文，知道的人可能会多一些。在“文革”结束不久，改革开放之初那大地刚刚开始解冻、乍暖还寒的时候，陈虞孙先生在1979年3月的《文汇报》发表了《还我头来》。全文不足一千五百字，却犀利精辟非凡，社会反响自然热烈异常。
“还我头来”本是《三国演义》中关云长被杀后在玉泉山显圣的故事，家喻户晓，并无深意。不过，陈先生此时认为，关公喊的“还我头来”其实很有意思，可以大加发挥。他写道：“人各有头，或称脑袋。谁都知道，人不能没有头。”倘有外物袭来，人们都会本能地保护脑袋。“然而一个人长了脑袋究竟派什么用场，却未必尽人皆知。有一种人，虽有一个脑袋，说话做事，好像从来不用一用他的脑袋。”为何如此，颇费琢磨，所以脑袋究竟有何作用，“仍不失为一门学问”。
“人们对这门学问，确实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例如，封建王朝，曾经有不少人，真心为皇帝着实动脑筋，极其直谏，力竭声嘶，可是往往落得一个丢掉脑袋的下场。”“因此，那些要保乌纱帽的官儿，为了保脑袋——试问脑袋都不保了，还到哪儿去找戴乌纱帽的家伙呢？——便总结出了一个诀窍，叫做：‘多磕头，少说话。’可以想见，皇帝老是高高在上，往下一看，只见文武百官都趴在下面，脑袋埋在地下，屁股翘向天上，一片万岁之声，整齐划一，岂非江山一统，天下太平了么？”但是，封建王朝最终仍被推翻。不过，“人长着一个脑袋到底有什么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他“庆幸”自己在垂暮之年碰上了这个问题，“文革”中不是强调“不理解也要执行”么？“你们看，全国八亿个脑袋就只他一个脑袋行，你们七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脑袋都不行。你们不理解也要执行。你们干脆把脑袋上缴得了。谁不照办，索性把你的脑袋砍了。这就叫革命。可算是最最最最彻底的革命了。如此一转眼就十年。这是失去了脑袋的十年。要说实效呢，并不小。试看，万马齐喑，一片荒凉，如入无人之境。人而亡头，国将何有。万幸的是，在这存亡绝续之际，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这批丑类，拨乱反正，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也挽救了人们失去的脑袋。丰功伟绩非同小可。”不过，他并不盲目乐观，而是提醒人们，现在还有人“仍在过去昏天黑地的十年里，自愿把自己的脑袋层层上缴，自以为既可安身立命，又可延年益寿，久而久之，已经形成了他们的人生哲学和做官的诀窍了”。这种人不仅认为没有自己的脑袋无关宏旨，“甚至以为没有脑袋反而比有一个脑袋好。譬如，需要开个会商量些事情。会上总不免七嘴八舌，意见纷纭。这种人就难免觉得，事情就坏在每个人有一个脑袋。如果大家都把脑袋缴了，让一个人说了算，岂不省事。对这种人，如果提出‘还我头来’的口号，他不仅会不感兴趣，反会认为多事哩”。
或许因为读者反响热烈，十几天后，陈先生一鼓作气，又写了《“头头”与“本本”》一文，同样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