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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申昌源事件为导火索，韩国警察将面临国民的怨愤和耻辱性的责骂。五次抓捕亦未能成功抓获罪犯，任何苍白的辩解都不足以平民愤。
其实，如果警察做好讯问、巡察、发布情况指令、指示报告等基本工作，申昌源事件是完全可以很快得到解决的。在缉查总部，我严厉地批评了抓获失败的两名警察及缉查负责人。
面对逃犯，警察如见到猫的老鼠一般，畏缩不前。全副武装的十名警察，竟然让赤手空拳的逃犯几次从手中逃脱，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申昌源在监狱时，一直利用空余时间锻炼身体，并精心制定了周密的越狱计划。最终，犹如电影场景一般，他顺利逃逸。越狱后，在与警察的对峙中，他每次都能够神出鬼没地逃走。他如侠盗一样，只劫掠高级别墅中的汽车、美元、现金。并且，他又不断揭露监狱和警察中存在的各种黑暗面。他的这些行径不但引起国民的广泛关注，甚至有人将他视为英雄。社会上已然出现以申昌源为主人公的小说和漫画，网络上居然有人发表“希望申昌源永远不被抓住”的荒唐帖子。
但是，无论如何，申昌源也是杀人犯和越狱犯。而且，越狱后继续实施盗窃行为。我想，也许是人们对于警察的失望，最终转变成为对于罪犯的怜悯。
我对未能抓获申昌源的警察进行严厉指责后，立即有人对此发表了不同意见。一位市民在“与部长对话”栏目中发贴表示：“应该让那些警察在国民沉睡的拂晓停止讯问，让他们在警车上喝酒或者找个地方睡觉岂不是更好。如此一来，他们的父母、子女、亲人们，就不会看见他们没有出息的行为。我想在这一时间糊涂了事的警官一定不在少数。我能够理解您作为治安负责人的心情，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情，压力必然很大。不过，我更担心因为这次事件，那些警察会养成只看上级眼色行事、敷衍了事的习惯。”
又有一名大学生发表了这样一篇贴子：“部长似乎与警察毫不相干一样、只批评现职警察的做法，令人感觉到部长是在将责任全部推给警官，以躲避来自国民的批评。警官的责任当然要追究，但是更重要的是为警官提供抓捕申昌源的机会和支持”。
批评相关警官并不是为了推卸我作为主管部长的责任，而是作为一名组织负责人，对下属给予的批评和激励。面对多次抓捕不利、接到市民报案后没有及时出警等问题，我不得不追究警官的责任。
警察确实非常辛苦。与任何职业的公务员相比，他们更需要具备献身精神。潜伏、紧急出动、交通管制、*非法*、巡逻等一线警察的任务十分繁重。
但是，国民信赖度的积累十分缓慢，却能因某种原因一落千丈。因申昌源事件导致的国民对警察信任度的降低，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得以恢复。作为主管部长，看到这种情况，我感到万分焦虑。
不仅仅是针对申昌源事件，对于那些侵犯公共权力的行为，必须以果断、迅速的方式进行处理，借以塑造警察的形象。因为，警察是与不法行为做斗争、保护国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公共权力的象征。
但是，果断、合法地行使公共权力，要以恢复国民对其的信赖为前提。为此，我们准备组织“警察行政改革委员会”，对国家现行的警察制度做出综合诊断，促进“自治警察制”的引进，改组信息、侦察、警备等整个警察领域，及派出所的警力安排。
韩国警察要脱胎换骨，彻底消除民众心中无能、纪律散漫的警察形象。对于那些影响警察名誉、不能为国民安全服务、*无能的警察，要果断坚决地予以辞退。而且，要向组织中增补年轻有为的警察，借以促进组织的新陈代谢，并通过全面的教育培训，树立一个崭新的警察形象。
未来的犯罪趋势，将呈现如申昌源事件一般对全体国民造成恐慌或以非特定的多数人作为人质的恐怖犯罪、被称为“虚拟恐怖”的各种互联网犯罪以及包括学校暴力的青少年犯罪等多种形态。这些犯罪形态已经超越以往的治安管理范围。
因此，我们一定要打破犯罪之后再做缉查的落后思想，从预防为主的角度出发开展警察活动。最佳的治安政策就是预防犯罪，一旦出现犯罪状况，不仅会为国民的生命财产造成直接危害，而且还会引起社会恐慌等现象的发生，带来各种间接损失。
针对犯罪行为，纽约市市长鲁道夫·朱利安采用了所谓“破碎窗户论”的犯罪对策。这种政策的核心不是犯罪发生后收拾残局，而是侧重于预防犯罪发生。诸如无视被打碎的地铁窗户等可能发生犯罪的环境，其本身就是对犯罪的一种纵容，甚至有可能助长其他犯罪行为的发生。即，这是一种消除引发犯罪的因素，从而抑制犯罪发生的政策。此政策施行后，在他任职的四年中，纽约市的犯罪率下降60％。
另外，要改变人们仅依靠警察维护社会治安的意识。从申昌源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市民给予破案的帮助愈发重要。所以，我们要建立起由居民组成的“社区警务（munity policing）”，大家都要担负起治安官的责任。警察行政也需要向分权化及积极与市民合作的新模式进行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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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风险（Moral Hazard）（1）
我认识一位事业有成的美国侨胞。他在中国投入了大量的资本，却对在韩国的投资心存顾忌。问其原因，他表示韩国在交易上还没有形成公平的市场原则，政府也更倾向于国内企业。尤其是在交易过程和市民生活中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令人忧心忡忡。所以在韩国，若想在事业上获得成功，相对比较困难。
原本令人感到陌生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一词，如今却已成为韩国的流行用语。将其翻译成韩语则为“道德松懈”。道德松懈是指存在交易或合同的利害关系双方，其中一方在对方没有充分掌握自己信息的情况下，利用充分掌握信息的自身优势，不为其谋反而逃避责任的行为。这一词原属经济学用语，是倡导市场经济效率的亚当·斯密，在其250年前的着作《国富论》中用“疏忽与挥霍”（negligence and profusion）”加以诠释的。
在现代经济学上，自出现美国参保人利用保险条款漏洞、骗取保险金的不道德行为现象后，经济学家从三十年前开始用“道德风险”一词命名这种现象，并集中精力加以研究。
“道德风险”会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灾难和极其恶劣的影响。在韩国，第一次出现因道德风险造成具有交易、合同关系的利害关系人遭受经济损失，进而波及到地区居民、纳税人利益的现象后，为防止道德风险，交易双方之间开展了一系列的信息收集和监督活动，无形中增添了各种附加费用，并且彼此间不再信任对方，最终导致市场经济的根基……伦理意识和信用机制的崩溃。
不过，如今这一用语的应用范围已经得到扩大。在政府、政治圈、公共部门、企业、金融圈、利益团体等整个社会中，只要是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性、法律或制度的不完善、欠妥的赔偿体系等方面的问题，“道德风险”一词就会如影随形。
如果出现道德风险现象，组织成员就会丧失自己的责任意识和诚实性，一味地追求自身利益，陷入集团利己主义，最终给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失。工作懈怠、敷衍了事、处处送人情、只要一有机会就偷偷地中饱私囊，这些就是道德风险。
在政府部门，道德风险具体表现在：浪费预算和问题成堆的国策制定工作，官僚的不作为，年末盲目使用剩余预算的行政，国营企业的不透明经营和低效率性，政府机关的“降落伞”式人事管理等方面。尤其在类似于公共机关等“主人”和所有关系不明确的地方，这种现象更为严重。
企业亦是如此。通过已成惯行的不透明的会计管理，盲目扩大销售规模，夸大其信用额度；为准备政治圈的游说费筹备秘密资金；与技术开发相比，更注重对官僚的招待问题，甚至有时故意破产。
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时，没有对其财务健全性或效益性进行准确的信用评价。贷款的发放与否，更是以官僚的眼色行事，而忽略了银行其他股东的意见。在“大企业不会破产”的错误想法左右下，银行沦为“财阀的私人金库”。
IMF危机以后，在整个社会进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道德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