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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科夫跟我来，准尉和中士——殿后。快速前进。”
他们猫着腰向远处晦暗的废墟前进。那里，有自己人在坚守；那里，杰尼什克正奄奄一息，那里，中士手中只剩下三盘杰格佳廖夫式机枪子弹。正在这一时刻，废墟上闪出一道耀眼的白光，传来爆炸的轰隆声，继而是短促的、暗哑的冲锋枪射击声。
“炸毁了！”普鲁日尼科夫喊道，“德国人把墙壁炸毁了！”
机枪朝着说话声这里射来，子弹划破了黑暗的天空。沃尔科夫手中的子弹匣掉落了，他倒了下去，而普鲁日尼科夫却一边喊着什么，一边迎着机枪喷出的色彩斑斓的火力线奔去。准尉追上了他，抱住他的两腿，扑倒在他身上：“安静点，中尉同志，安静点！清醒一下！”
“放开我！小伙子们在那边，那边没有子弹，那边是受伤的同志们……”
“放你到哪儿去呢，到哪儿去呢？”
“放开我！……”
普鲁日尼科夫拼命挣扎，力图从一个结实有力的人的怀抱里挣脱开来。但是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紧紧地抱住他，只是等普鲁日尼科夫不再挣扎时才松开了他。
“已经晚啦，中尉同志，”他叹了口气，“晚啦。你听。”
废墟上的战斗止息了。有的地方依稀响起德国冲锋枪的射击声：不知是往晦暗的掩蔽室里射击还是给受伤的守卫者补上的几枪，但是不论普鲁日尼科夫如何侧耳倾听，他也听不到反击的枪声。就连在黑暗中向他的话声射击的机枪也哑然无声了。这时普鲁日尼科夫意识到，自己没能来得及完成最后的命令。
他依然趴在地上，依然怀着希望，依然在倾听此时已变得稀疏零落的枪声。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往哪儿走、到哪儿去找自己人。准尉也默默无语地趴着，趴在他的身旁，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去，该怎么办。
“敌人会包抄过来，”费奥多尔楚克扯了扯准尉，“会切断我们的退路的。怎么，他被打死了吗？”
“帮帮忙。”
普鲁日尼科夫没有再反抗。他不声不响地回到地底下，默默地躺了下来。人们安慰他，让他躺得舒适些，给他茶喝。他按照人们的要求，顺从地翻转身体、站起来、躺下去，给他喝他就喝，一声不吭。甚至当米拉姑娘给他盖上军大衣时，他也是如此。姑娘说道：“这是您的大衣，中尉同志。您的，记得吗？”
是的，这是他的军大衣。崭新的、带金光闪闪的纽扣的军官大衣，完全合身。这件大衣曾使他感到多么骄做，而且一次也没有穿过。他马上就认出来了，但是什么也没有说：他已经对什么都无所谓了。
他不知道自己这么一声不响，不想也不动地躺了几昼夜，而且也不想去知道。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这地底下都笼罩着墓地般的死寂，这里昼夜都点着幽暗的小油灯，而在这冒烟的黄色光焰的后面，凝然不动的、浓重的、死亡般的黑暗昼夜在守卫着。普鲁日尼科夫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里，注视着由于他的过错而招致的死亡。
这时他仿佛清晰地看见了他们全体，看见了所有那些掩护着他、冲在前头的人们，那些被某种他所不能理解、不能高攀的东西推动着，毫不动摇、毅然向前冲去的人们。普鲁日尼科夫这时不是想弄明白，所有这些人——所有由于他的过错而牺牲的人们——为什么能这样去行动，他只是想让这些人重新在自己的眼前掠过，再看一看他们，从从容容地、仔仔细细地看看他们。
那时他在教堂的拱形窗口旁边拖延了许久，敌人的冲锋枪从窗口里往外扫射的火力很猛。不，不是由于惊慌失措，不是由于在积蓄力量：这是他负责的窗口，整个原因就在这里。这是他的窗口，他自己早在发起冲锋之前就选择了它，但是往他的窗口上，迎着他那置人于死的窗口扑上去的却不是他，而是那个手提发烫的机枪的高大的边防战士。之后他以自己僵硬的躯体继续掩护着普鲁日尼科夫，使他免受子弹的袭击。他的粘稠的血浆溅到了普鲁日尼科夫脸上，仿佛是为了提醒他永远不要忘记。
可是到了凌晨拂晓，他却从教堂里逃了出来。他逃跑了，把头上缠着绷带的中士撇下不管了。可这个中士却坚守阵地，尽管他当时就在突破口旁边。中士本可以逃走，但是他没有走，没有后退，没有躲藏，而普鲁日尼科夫当时之所以能够逃往地下室，正是由于中士在教堂里坚守。沃洛吉卡·杰尼什克也是如此，那次夜间冲锋时他在桥上用自己的胸膛掩护了他。再如萨里尼科夫，当普鲁日尼科夫束手待擒，已经不想到反抗，已经吓得打嗝、驯顺地举起了双手的时候，他却扑向了德国兵。还有他曾经答应给送去子弹而没能及时给送到的那些同志，也是如此。
他动也不动地躺在铺板上，盖着自己的军大衣，人们给他吃的，他就吃，人们把缸子送到他的嘴边，他就喝。他不回答人们的问话，只是沉默不语。他甚至什么也不想：只是计算着自己所欠的债。
别人的牺牲换来了他的生存。他把这视为自己的发现，殊不知这是战争的规律。正如死亡——这是一条普通的、必然的规律。你活了下来是因为别人保护了你，替你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普鲁日尼科夫并非抽象地、以推理的方式发现了这条规律：他是以切身的体验而发现它的，对他来说，这不是一个良心问题，而是生命问题。
“该动一动啦，亲爱的中尉，”费奥多尔楚克说道，他不管普鲁日尼科夫是否听见他的话。“呶，下一步怎么办呢？咱们自己也该想想啦，准尉。”
准尉没有吱声，但是费奥多尔楚克已经行动起来了。他的第一件事是，不顾疲劳地用砖头把那个通往地面的够缝死死堵上。他想的是活着，而不是战斗。只是活着而已。活着，只要有东西填肚子，有这样一个僻静的、德国人没有发现的地下室就行。
“他很虚弱，”准尉叹着气。“我们的中尉很虚弱。你一次少给他些吃，雅诺夫娜。”
赫里斯嘉大婶一面由于怜悯而流着泪，一面喂他吃。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虽然对赫里斯嘉大婶那么建议，但是自己也不大相信那会起什么作用，他知道，中尉并不是躯体虚弱，而是受到精神上的折磨，该怎么办——他不知道。
只有米拉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她觉得她应当而且必须使这个人回到生活中来，使他讲话、行动和微笑。为了这一点，她给他取来了早已被大家遗忘的那件军大衣。也是为了这一点，她对谁也不解释，独自耐心地把门拱坍塌下来的一堆砖头一块块地搬开。
“喂，你干吗在那里弄得轰隆隆响？”费奥多尔楚克嘟嚷道，“好久没塌下来什么，你寂寞了吗？应当安安静静地活着。”
她一声不吭地继续干自己的活，终于在第三天满怀喜悦地从一堆破砖头底下拖出一只肮脏的、压扁了的手提箱。她那么顽强和不知疲倦地寻找的正是它。
“瞧！”她把箱子拖到桌前，高兴他说，“我记得它就放在门的旁边嘛。”
“原来你是找的这个，”赫里斯嘉大婶舒了口气，“唉，姑娘啊姑娘，你的那颗多情的心动的不是时候啊。”
“俗话说，心是由不得人的，只是——白搭，”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说，“他最好能及时忘掉一切：就这样脑子里也装得满满的了。”
“多来一件衬衫是不碍事的，”费奥多尔楚克说，“呶，送去吧，站着干吗？也许，他会笑一笑，尽管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
普鲁日尼科夫并没有笑。他慢条斯理地仔细看了看离家前妈妈亲自给他放在手提箱里的东西：一条床单、两套单衣和一些照片。然后盖上了压歪了的、塌陷了的箱盖。
“这是您的东西。您的。”米拉悄声说。
“我记得。” 接着他把脸转向了墙壁。
“完了，”费奥多尔楚克叹了口气，“现在一切都清清楚楚——完了。小伙子不中用了。”
他久久地、逗趣地奚落着，谁也没有制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