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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被告人主观上有无犯罪故意来分析。我国《刑法》要求，行为构成犯罪，不仅要具备犯罪的客观要件，而且还必须具备犯罪的主观要件。反革命罪是故意犯罪并且是目的犯罪，行为构成反革命罪，不仅要有反革命活动的事实，而且主观上要有反革命的故意和目的，否则就不可能构成反革命罪。例如，对起诉书指控李作鹏有向黄永胜密报毛泽东主席南巡谈话，林彪得到黄永胜密报后下决心采取行动杀害毛主席的罪行，律师是根据《刑法》中的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辩护的。律师指出：“经庭审调查，没有证据证明，他告诉黄永胜上述谈话的目的是为了促使林彪‘下决心采取行动杀害毛泽东主席’。”李作鹏没有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的犯罪故意，因而他不应对此承担刑事责任。
3。 从被告人在反革命集团中的地位、作用和参与实施犯罪的程度来分析。我国《刑法》规定了共同犯罪，并按照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分别规定了主犯、从犯、胁从犯的刑事责任。此外还特别规定了首要分子。根据上述规定，在处理共同犯罪案件时，必须确定行为人在共同犯罪所起的作用和参与犯罪的程度，来确定他的刑事责任。犯罪集团是共同犯罪的特殊形式，上述原则自然也对参与犯罪集团的犯罪人适用。例如，对起诉书指控江腾蛟犯有积极参与谋害毛泽东主席的犯罪活动，律师是按照《刑法》中共同犯罪的规定和理论辩护的。律师辩护说，被告人江腾蛟积极参与谋害毛泽东主席的阴谋活动，“不过他的这一严重罪行的确是在林彪指挥下进行的，是在林立果的直接指使下进行的，他是这一反革命活动的忠实执行者和积极参与者，他与首犯林彪，与主犯林立果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请法庭在量刑时对江腾蛟的具体犯罪情节予以考虑。”
4。 从被告人认罪悔罪、交待罪行、揭发同伙的情况来分析。1979年的《刑法》第57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行为人犯罪后，认罪悔罪、交待罪行、揭发同伙在司法实践中都被认为是量刑的酌定从轻情节；对具有这些情节的被告人可以从轻处罚。例如，对起诉书指控吴法宪的罪行，律师还着重从犯罪后的酌定从轻情节辩护。律师指出，吴法宪不仅看了起诉书后一再表示“完全知罪、认罪、服法”；而且在预审时就如实交待了犯罪事实，揭发了同案其他多数主犯的罪行，经查证基本属实。因而提请特别法庭在量刑时考虑他的上述酌定从轻情节，依法从轻判处。
辩护工作的体会（4）
据美联社北京1980年12月6日电，哈佛大学中国法律问题专家杰罗姆·艾伦·科恩教授对辩护律师评论说：“迄今为止，辩护律师一直是胆怯和软弱无力的，没有对这次国家起诉的案件提出异议，他们的作用看来仅限于为坦白认罪的被告人要求宽大处理。”①事实上我们的律师以自己的辩护实际超出了美国科恩教授事先设想的“作用”。辩护律师不只是“仅限于为坦白认罪的被告人要求宽大处理”，而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起诉书控告被告人的7条罪行提出了异议，并且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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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工作的意义（1）
（一）成为我国律师事业发展的里程碑
辩护律师出庭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律师制度而言，可以说它成为我国律师事业发展的里程碑。这可从以下几点说明：
1。 宣告了我国律师制度的恢复。我国的律师制度始建于1954年，至1956年有了初步发展。可是到了1957年，由于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大批忠实执业的律师被打成“右派分子”，少数幸免于难的律师，在“左倾”思想泛滥的氛围里，也改做其他工作，已经建立起来的律师制度“无疾而终”。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律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的货色，律师更没有存在的余地，这种情况直到粉碎“四人帮”两年以后都没有改变。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社会主义法制建设，1979年开始恢复律师制度。1980年11月20日开始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根据中央决定，律师要在审判中发挥作用。于是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律师，作为被告人委托或者法庭代为指定的辩护人，参与了特别法庭审判活动。林、江反革命集团案举世瞩目，律师能作为辩护人参与审判，表明了律师工作开始受到重视。同时每日的开庭情况，都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全世界播放，律师参与特别重大案件辩护的事实，向国人宣告我国律师制度的恢复，这是中国律师向全世界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2。 宣传了社会主义律师制度。上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自上而下地把律师为刑事被告人辩护，说成是“丧失立场”、“为罪犯开脱”、“为反革命分子说话”，这种观念长期影响着人们对我国律师的看法。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的律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事实求是地为被告人作了辩护，群众听后，对律师辩护给予了肯定。例如，原来群众认为江腾蛟参与谋杀毛泽东主席，罪行太严重，应当判处死刑。律师在辩护中说明江腾蛟的主要罪行是在林彪父子指使下干的，犯罪后又能主动交待，揭发同伙，据此要求法庭从轻处理，群众听了，觉得很有道理。这就促进了群众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律师制度的了解。
同时，被告人原来对律师辩护也存在不正确认识，怕请律师辩护会被认为“不认罪，不服法”，以致不利于对自己的量刑。随后受到了事实的教育，有些被告人，经过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知道了律师确实维护了他们的合法权益，对辩护律师大加赞扬并表示感谢，从而使他们原来对律师的错误观点也得以改变。
3。 树立了刑事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范例。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第26条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还可以委托律师辩护。林、江反革命集团案是全国性的特别重大的案件，被告人还有律师为之辩护，这就树立了一个范例：所有刑事案件都应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让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包括律师辩护。1983年“严打”初期，这一范例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众所周知，1983年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几种严重犯罪开始的一段时间，对于一些“严打”案件的被告人就没有律师为之辩护；并且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而是全国性的，造成很不好的影响。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丕显知道了这一情况，立即指示司法部门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还有律师为之辩护，为什么严重刑事案件被告人没有律师为之辩护呢？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应当立即加以纠正。根据陈丕显书记的指示，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迅速采取措施，纠正了错误，从而充分体现了律师为林、江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所起的范例作用。
（二）有助于案件审判质量的提高
《刑事诉讼法》理论认为，辩护人帮助被告人行使辩护权，“可以协助司法机关全面查明案情，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公正处理案件，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①。因为辩护人能够比被告人自行辩护更好地维护其权益，尤其是辩护律师，既懂法律，又有诉讼经验，可与控方进行有力地争辩，使法庭正确认定案件，适用法律，公正地处理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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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工作的意义（2）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律师辩护，确实对审判案件质量的提高起了积极的作用：（1）促使检察人员更加认真地考虑他们所指控的问题。例如在事后一次座谈会上，有一位检察人员说：“律师出庭，对提高办案质量有好处。开始听说有律师辩护，思想有顾虑，担心律师对我们指控的问题从法律上提出不同意见，因而促使我们对之反复考虑，力求无误。”（2）协助审判人员全面查明犯罪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例如在上述座谈会上，审判人员说：“律师辩护对保证案件公正审理，正确执行法律，促进工作更为慎重，确有好处。律师最后讲几句，很重要，使审判人员感到对情况的了解更完备。”事实的确如此，正由于律师从不同方面辩护，原来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的罪行去掉了7条